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路经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敌人抓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毛泽东急中生智，终于逃出虎口。
韶山遇险
三湘大地本是鱼米之乡，然而当地农民却带着饥饿、带着寒冷、带着愤怒走进一九二五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韶山探亲，同行的还有大弟毛泽民。
韶山意为“音乐之山”。相传虞舜大帝曾巡游于此，因在山上演奏“箫韶九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故得名“韶山”。又因附近有“龙山”、“凤水”，有人借以附会，说此地日后必出“真龙天子”。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就诞生在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家里。毛泽东的乳名叫“石三伢子”，因属性“小龙”，按阴阳五行说法，“土龙”须有东海之水润泽方能腾达，于是取大号“泽东”，字“润之”。
十七岁那年，毛泽东怀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求学救国心，身着青布长衫，脚穿麻帮草鞋，手拿油纸雨伞，毅然决然地走出了生他养他的韶山冲。从此以后，他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来去匆匆。近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次他要在家乡多住一些日子，一边休息养病，一边搞农民运动。
毛泽东的到来，给苦难深重的韶山乡亲带来了喜悦，他们纷纷登门探望。毛泽东便乘机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向他们讲述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有穷有富：种庄稼的农民，为什么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不劳动的地主，为什么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还用算帐对比的方法，说明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吮吸着农民的血汗，并装满了腰包，灌满了肥肠。
毛泽东用生动、形象、通俗的语言把革命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他的话就像一盏明灯，使韶山农民的心豁然明亮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放群众，是毛泽东矢志不移的愿望，就连后来背叛革命的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地说：“这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央极大的贡献。”
一天，毛泽东的家里又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从安源煤矿回家过年的共产党员毛福轩，有穷郎中毛新枚，有小学教员李耿侯和庞叔侃，还有一个被乡里人称作“硬汉子”的农民钟志申。钟志申是毛泽东小时候的同学，曾因抗缴烟灶税，冲进团防局造反，遭到通缉，在外地避了几年难，刚刚回来。
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后，就问起他们近年来的情形。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把村里的情况、自己的遭遇讲给毛泽东听。
乡亲们的诉说，引起了毛泽东对韶山一带农民苦难生活的回忆。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十户就有九户是田无升合，地无寸土。就拿在座的新枚哥来说吧，自己虽然做郎中，可是全家大小七口人吃茶饭只有一亩田，年年是禾镰上壁，就没有饭吃。但是穷得有志气，好多人都不情愿受地主的欺压，像志申哥就是这样，敢于和团防局长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地赶跑。”
毛泽东略作沉思，问坐在身边的毛福轩：“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我们要推倒他们，办得到办不到？”
毛泽东见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便笑着说：“依我看，推得倒推不倒，就要看大家的心齐不齐了。我们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在韶山是像成胥生这类土豪劣绅多呢，还是像毛福轩、钟志申这类受苦受压的人多？当然是受苦受压的人多！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齐心团结，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一定能够推翻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富人！”
除了邀聚乡亲在家里座谈讨论外，毛泽东还经常走出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有一次，毛泽东带着毛福轩到二十里外的丸子坪去开一个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完会已是半夜光景。毛福轩考虑到山高路险，山林中常有野兽出没，便建议毛泽东住一夜再回去。毛泽东怕耽误第二天的工作，他看看星光灿烂的夜空，风趣地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他硬是和毛福轩连夜赶回了韶山冲。
光靠座谈与走访，接触群众是有限的。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不断扩大宣传阵地，毛泽东和杨开慧、毛福轩等人决定创办农民夜校。他们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设施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通过教识字、教算术，对农民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成胥生听说毛泽东在办农民夜校，就派他的狗腿子四处刺探消息。夜校师生十分警惕，他们一发现可疑的人就马上改教一般的写字打算盘。即使如此，成胥生还是嗅到了一些风声，扬言要关闭“聚众闹事”的农民夜校。
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和以其为中心的雪耻会。在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了长沙、湘潭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情况，号召韶山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会后，举行了五六百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成立了宣传队，召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
在发动农民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几个月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如饥似渴地汲取革命思想，忘我顽强地开展工作，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为了组织核心力量，更有力地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经过严格的考核后，决定吸收他们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楼上，入党仪式正在热烈而庄严地进行着。毛新枚等围坐在一张方桌周围，桐油灯黄灿灿的火苗，映照着大家严肃、激动而又喜悦的脸庞。
毛泽东首先讲话：“共产党员要团结人民一起反帝反封建，在斗争中要挑重担子，勇于牺牲个人，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要经得起长期斗争的考验，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福轩介绍了四位入党对象的简历后，便领着他们肃立在列宁像前和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随后，毛泽东宣布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同时确定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并责成钟志申在银田寺开办“合作书店”作为秘密联络点。
湖南的热天，绝对名副其实，太阳像一个燃烧的大火球，烤得人喘不过气来。韶山一带大旱，田地干裂无水，眼看就要成熟的稻子枯黄了。在农村，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很多农民断了粮，没饭吃。
然而，地主老财们却窃窃自喜，他们自以为天赐良机，手中的粮食能卖个好价钱，发一笔横财，于是便囤积居奇，高抬米价，原来一升米六十文，现在暴涨到一百六十文。
穷苦的农民本来就无钱买粮，这样一来更是忍饥挨饿，告贷无门了。他们有的上街乞讨，有的卖儿弃女，有的走投无路，自寻短见。
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和毛福轩、钟志申一起商量对策。他点起一支烟，看着也颇为着急的二人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民挨饿而见死不救，一定要想个办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应急之策呢？”韶山附近真正掌握粮食命脉的只有成胥生。成胥生家财万贯，但为富不仁，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平民百姓。有个穷人到他门口讨饭，他不但不给吃，还叫人打了出去。这个穷人不服，成胥生就活活地把他打死了，还说打死几个叫花子算不得什么。在当地，成胥生不仅为富不仁，而且民愤极大。
自韶山人民办夜校、搞雪耻会以来，成胥生也是一直与人民作对，不准办夜校，不准做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还暗中派人探听农民协会的情况。因此有人提出：“吃成胥生的排饭！”
“不行。现在从整个湖南来讲农民运动还没有搞起来，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有农民革命，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硬碰硬我们是要吃亏的。”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接着说，“能不能采取平粜的办法，先派两个人去见成胥生，请他平粜。如果他接受平粜，其他人就不敢再抬高米价。大家看怎么样，我们就拿成胥生开刀，要他把粮食平价卖给农民，也算他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肯，我们再想办法逼他就范。”sdＬＣΗxＷz.cＯＭ
大家认为毛泽东这个“先礼后兵”的平粜办法可行，就派钟志申、庞叔侃两名党员去见成胥生。没想到成胥生拒绝接受平粜，还说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采取第二步方案，逼他平粜。
一天夜里，成胥生命家丁偷偷把粮食运到银田寺，准备走水路去县城高价抛售。这时毛福轩率领农民数百人，举着锄头、扁担、砍刀突然出现在银田寺。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成胥生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他看看钟志申、庞叔侃，又看看情绪激愤的农民群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只好把粮食运回，平价卖给农民。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度恐惧和仇视。成胥生恼羞成怒，他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失算过，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看来他是栽在了那个年轻人毛泽东的手里。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勾结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通过其与赵恒惕手下一个大官的姻亲关系，举报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聚众闹事，危害乡里”。
忠实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赵恒惕，对毛泽东早就恨之入骨，这次接到成胥生的举报信后，不禁欣喜若狂。他用奸笑换下脸上的凶狠和抽搐，心想你毛泽东还是撞到了我的枪口上。于是密令湘潭县团防局会同成胥生，派快兵直奔韶山冲，“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湘潭县政府的收发员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赵恒惕的这封密电后，不禁大吃一惊。他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匆匆写了一封信，交给在县里当厨师的侄子郭士奎，吩咐他连夜赶往韶山冲，把信亲自送到毛泽东手里。
第二天下午，正在韶山谭家冲农民家里开会的毛泽东，打开郭士奎送来的急信，只见上面写道：
润之兄：
事急。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去捉你，望见字后火速转移。请多保重。
知名不具即日
毛泽东早就料到反动派不会善罢甘休，却没想到他们竟来得如此突然。看完信，他轻蔑地微微一笑：“原来是成八胡子办的好事。他来他的，我们照开我们的会。”
毛泽东回到家里，乡亲们给他准备了十三块大洋的盘缠，催他赶快上路。毛泽东却稳如泰山地笑着说：“急么子？从县城到这里有九十多里路，既不通火车，也没有汽车，县里的兵路途不熟，等他们找到成八胡子再来这里，顶快也要到上灯时分。瞧，天还没黑呢！福轩来了，有些工作还要再安排一下。”
钟志申着急地说：“叔侃，你找辆车送大嫂和侄子先走，我派人到外面再探探风声。”
杨开慧走过来说：“叔侃、志申，我和孩子不走，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工作。”
听说杨开慧要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工作，钟志申深为感动，于是对毛泽东说：“润之哥，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大嫂和孩子的。”
杨开慧把一个小布包交给毛泽东，又替他装上衣服和银元，无限深情地望着丈夫，叮嘱道：“路上小心，别饿着……”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头扑到丈夫的怀里。
“不用担心，上次赵恒惕没抓到我，这次也休想。”毛泽东替妻子拭去泪水，接着说，“韶山正酝酿着一场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你要多保重。在这场大搏斗中，我们既要鼓励农民勇于斗争，又要引导他们善于斗争。”
“我明白。”杨开慧点点头。
“在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还会有一场好戏看呢！等这里的工作做完后，你就去广州，我在那里等你。”
说完，他们一起来到孩子的房间，毛泽东一手抱着岸英，一手抱着岸青，两边来回亲个没够。
此时，匆匆赶过来的毛福轩气喘吁吁地说：“润之，你得走了，刚才如意亭的一个妇女跑过来报信，说赵恒惕的快兵到成胥生那儿去了。我看，不然让开慧先搬到别处躲一下，这样安全一些。”
“好啦，这就走。”毛泽东把孩子交给妻子，笑着说：“上次我是赵恒惕的座上宾，还有人端茶上水，这回要是再去他那里就要做阶下囚喽！阶下囚的日子可不好过啊，我们还是不去为好。”
天一擦黑，毛泽东与毛福轩离开了上屋场，在山间小道上快步疾行。当他们来到湖堤桥附近，发现前方有个黑影急奔而来，毛泽东拉着毛福轩就往路边隐蔽。
“福轩……”
“是叔侃。”他们从树丛里走出来。
“快兵来了。”只见不远处出现一群拿着火把、提着灯笼的团丁，像一条长长的火蛇迅速向前移动着。
毛泽东看着越来越近的灯火，微笑道：“敌来我走，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三人立即钻进山坡的树林中，静观自远而近的灯笼火把。不一会儿，二十三个团丁气势汹汹地开过来了，还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这次捉拿毛泽东，来他个猛虎洗脸，就是神仙也没有这么快！要是再捉不着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真成饭桶了。”
“是呀，弟兄们！等会儿我叫你们围屋就围屋，叫你们抓人就抓人，一定要把毛泽东捉住，回去好报功领赏呀！”
“队长，我看这次捉住毛泽东是十拿九稳了，到时赏钱你可别一个人装进了腰包！哈哈哈……”
“有人！”一个团丁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站站兢兢地喊道。
其他几个团丁像野狗一样跟着狂吼乱叫：“还不出来，老子开枪了！”接着就是一阵子乱枪。
团丁队长走过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人影，骂了一声“大惊小怪，胆小鬼”，就带着队伍向韶山冲跑去。
团丁的灯笼火把消失了，三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继续赶路。他们经宁乡的道村来到九江庙渡口，毛泽东站在船头向毛福轩、庞叔侃挥手告别。小船沿着湘江缓缓而下，很快隐没在茫茫夜色中。
甩掉便衣特务
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快不慢地走进了一九二六年。
这年秋天，北伐三路大军饮马长江，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先后迁移武汉，继续进行两党合作。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提出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运动，急需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人才。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主办的又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湘鄂赣农讲所招生启示发布以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知识青年纷纷来信要求投考。
为顺应各地农运同志的要求，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由中央办理，命名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也同意把校址选在武昌城北的高级商业学校内。该高级商校前身是湖广总都张之洞创办的高等小学堂，后来该校并入武昌中山大学，校舍一直闲置未用。
中央农讲所的领导体制为常委负责制，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由于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要职，公务繁忙，所以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人主持全所工作。农讲所设有教务、训练、事务三处，分别由周以栗、陈克文和柳季刚分管。
富于办学经验的毛泽东亲自负责农讲所的招生工作。他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凡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均优先录取。农讲所入所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在武昌高级商业学校内隆重举行。八百多名学员整齐肃立于操场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莅临祝贺。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高语罕、邓初民、彭湃及法国人多理越、英国人汤姆、美国人白诺德、俄国人戈登女士均登台演说，他们希望农讲所学员能够“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身着戎装、英姿焕发的邓演达在致辞中讲道：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从农间来还是要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
农讲所喜庆典礼的爆竹声尚未沉落，毛泽东又添一喜——夫人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
当毛泽东走进医院产房时，小岸龙已来到人世三天了。几天来，毛泽东何尝不在挂念临产的妻子，何尝不想看看新生的儿子。但农讲所的各项工作要一件一件地抓紧落实，作为农讲所的主持人，他实在脱不开身啊。
毛泽东怀着内疚的心情，急急忙忙走进产房，拉着杨开慧那双给了他无限温情爱意的纤手：“霞，三天了，我都没能来看你，真对不住！”
开慧撑起虚弱的身子，有些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姿容越发灿烂动人：“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还是工作要紧啊！”
此时，毛泽东将襁褓里的小岸龙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那一份当父亲的喜悦和爱意溢于眉宇之间。他边看边说：“让我来看看，我的毛伢子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杨开慧幸福地笑了，周围的人也都发出了欢愉的笑声。毛泽东放下小岸龙，与开慧说了一会儿话，又匆匆离开了医院。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等要职，由于农讲所为他所倡办，因此他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制定教务方针、教学计划和选聘教员等诸多工作。
毛泽东创办武昌农讲所与他主持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明显不同之处，就是更加重视开展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要求教师要特别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常常抽出时间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教导学员“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毛泽东寄希望于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寄希望于这批未来的农运骨干。育苗树木，还得整枝除虫。他郑重地提出了学员个人的思想改造问题，并和大家一起制定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农讲所开设“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主课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六十。
毛泽东还在农讲所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那天，校内八百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校外的群众把大教室和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慷慨激昂、逻辑严谨、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讲演，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农讲所的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们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等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印制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土豪劣绅的罪恶。
农讲所还引导学生学习当时农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文件，如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宣言及决议案。农讲所还设有农民问题讨论会，组织教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等，研究农村的阶级关系，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探讨进行农村大革命的方法。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革命群众的严重时刻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规约》明确指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刻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
农讲所设立的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四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像正规的军人一样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一枝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后来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小时。
正当农讲所的师生沉浸在一派欢乐之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悄然举起了屠刀。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不顾反动当局重金悬赏要他人头的危险，仍然坚持在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领导农讲所师生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赣州惨案”发生后，农讲所赣籍学生一百五十余人，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处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责问蒋介石。
第二天，毛泽东不畏艰险，在农讲所校园内公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会后，又带领全体师生游行示威，要求惩办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下午，农讲所又隆重举行了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呼吁广大工农起来与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在这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完全证明反动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我们要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攻，如期达到真正目的。
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诬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就是想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民众进攻”，阳新、赣州的惨案就是一个例证。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中四处奔走。在他领导下的农讲所师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几个小组，打着红旗，深入街道、工厂、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恶行径。就在此时，毛泽东的名字与另外一百九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名字一起被列入“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通缉令上，要求“务获归案重办”。
五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变，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作战，在此危难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将农讲所四百余名武装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有力地配合了叶挺部队反击夏斗寅叛军的进攻。
夏斗寅叛乱被平息之后，湖北境内时有土匪、叛军骚扰，麻城的反动派还勾结土匪捣毁农协，残杀农民。六月初，农讲所三百余人奉命开赴麻城剿匪。训练有素的武装学员旗开得胜，当地土匪望风而逃。学员凯旋归来，第二天照常上课。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还开展了肃反运动，清洗了混入农讲所的“AB团”、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还发动了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涛县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逃亡武汉，被农讲所学员捕获、游街后，送归原籍处理。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农讲所的学员已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六月十一日，农讲所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毛泽东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四个字的金光闪闪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他们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七月末的一个黄昏，烈日已没，余威尚存。江城的气温很高，毛泽东的热情更高。他身着工人装，为回乡的农讲所学员送行。当他回来路过六渡桥时，有两个中年男子向他走来。面对这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打算拐进另一条巷子回避，但又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与他们迎面走去。
这两个家伙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他们的任务正是在搜捕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毛泽东。当毛泽东与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特务突然拦住毛泽东问：“喂，你看见毛润之没有？”
毛泽东心中一怔，随即又镇静下来。从问话中可以判断对方并不认识他们要找的“通缉犯”，于是佯装不知：“毛润之？”
另一个特务说：“他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共党，平时爱穿灰布长衫。看你像个书呆子，怎么连毛润之都不晓得。”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我刚才看到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对，就是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快说！”特务急不可待地追问。
“刚从这里走过，向那个方向去了。”毛泽东指着旁边的一个小巷。
特务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追去。毛泽东一刻也不敢怠慢，转身钻进另一条巷子，拐了几个弯来到码头，赶紧上船过江，抄近道回到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他站在家门口向四周扫视一下，发现没人跟踪，这才举手敲门。
“谁？”屋里传来杨开慧的声音。
“快开门！”毛泽东急切地说。
门开了，毛泽东转身又向后面扫了一眼，侧身闪入，杨开慧迅速把门关上。
看到毛泽东慌慌张张的举动，杨开慧甚感诧异：“出什么事了？”
“喂，刚才碰到两个便衣，好险啊，差点被他们抓去了……”毛泽东把刚才与特务狭路相逢、化险为夷的情形述说一遍。
“天天在外边跑，要多加小心啊！”虚惊之后的杨开慧极为关心丈夫的安全。
毛泽东笑道：“这些饭桶，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吃这碗饭的！我毛泽东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邀功请赏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哈哈哈……”
“还笑呢，多危险啊！”杨开慧心有余悸地说，“大概他们嗅到了什么，知道你就住在这一块。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带着三个孩子……”
毛泽东打断妻子的话：“不用了！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我们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现在革命的重点是要深入农村，搞武装斗争。”
杨开慧不无担心地问：“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又要分开吗？”
“不，我们一起回湖南。”毛泽东面色严峻，“同凶恶的反动派斗争，就得用枪杆子！他们举起了屠刀，我们就得拿起武器。临山的上山，濒湖的上船，能隐藏的转入地下，能公开的就面对面，采取各种形式，同他们斗！”
杨开慧点点头，一往情深地望着毛泽东，一双机灵有神的大眼睛扑闪着亮光，饱含着理解、信任和敬重。
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来到火车站。车站的里里外外有不少军警、特务走来走去，毛泽东见势不妙，就低声对杨开慧说：“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你带孩子们先走，我另想办法进站。”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启动了，却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杨开慧着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她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去。原来毛泽东和杨开慧分手后，巧妙地绕开车站上的军警特务，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乘一辆货车提前赶到了长沙。
魔爪伸向板仓冲
杨开慧从武昌回到长沙，未多停留便去了她的家乡板仓冲。
这是一个倚山面水、民风纯朴的村庄，东距长沙城百余里。村前万顷良田稻花飘香，村后隐储山上松竹扶疏。坐落于村南头的杨家大院由土砖砌成，门前有两口明若镜面的大水塘，一条银链般的板仓河在田中逶迤流过，风景十分秀美。
杨开慧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热爱自己的家乡，板仓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倩影。儿时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充满着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念念不忘，回味无穷。
杨开慧，又名霞，字云锦。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因世居板仓，人称“板仓杨”。
文静端庄的杨开慧在七岁时，父亲从欧洲传来家书，要她上学识字。杨家斜对过的杨公庙就办有县立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受“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都不许女孩读书，然而这个学校却破天荒地为开慧等七个女生单开了一个班。
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后，杨开慧便随全家一起迁到长沙。同年，毛泽东也来一师求学，拜杨昌济为师。他和蔡和森、陈昌等人经常到“板仓杨”寓所讨教，自然而然地就认识了师妹杨开慧，相互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后来，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教书，杨开慧随家人北上。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到了北京，还被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此时的杨开慧已是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增，纯洁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热烈的爱情。
杨昌济在北京逝世后，悲不自胜的毛泽东忙里忙外，并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他还与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将杨老先生归葬于原籍板仓。
就是这年冬天，毛泽东与相恋多年的杨开慧在板仓确定了婚姻关系。从此，板仓成了两个年轻人的新家，同时也成了毛泽东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避难场所。
杨开慧作为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青年女子。但自她同毛泽东结婚后，就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生活的全部，把她的自我完全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去了。杨开慧不仅是毛泽东生活上的亲密伴侣，同时也是工作中的可靠战友。
一九二一年秋，向往革命的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着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第二年，毛泽东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生活也是无微不至地体贴，使毛泽东有更多的时间、更充沛的精力去思考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一到晚上八九点钟，杨开慧就把取暖用具给毛泽东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常起床送去她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坐在旁边等毛泽东吃完后再去睡觉。
那时候，毛泽东夜里只睡三四个小时，清早起来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毛泽东夜里写好的东西。凡是在稿纸上注明“定稿”二字的，杨开慧就把它誊写出来。她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写，一边用脚晃着摇篮，做工作与哄孩子两不误。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杨开慧与毛泽东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他们的爱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并结出了爱情之果。杨开慧与毛泽东共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湖南工团联合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反动派惶恐不安，认为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是个最危险的人物，于是发布通缉令，悬赏三千大洋，发誓要“除掉”毛泽东。赵恒惕得知毛泽东常去杨开慧的娘家板仓活动，便将魔爪伸向这个偏僻的村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扇风纳凉的赵恒惕闻讯毛泽东又回到了板仓，就像刚刚吸足了大烟顿时来了精神，马上派快兵进行围捕。敌人兵临板仓，先封锁了所有路口，随后挨家挨户搜查，发誓非生擒活捉毛泽东不可。
消息传到板仓，杨开慧手里捏着一把汗，焦急地望着毛泽东不知所措，前来看望他俩的乡亲们都催他赶快躲避。毛泽东却泰然处之，他安慰大家说：“要沉住气，不要慌张。这是赵恒惕的人第三次来板仓抓我。俗话说‘逢三遇吉’，前两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会安然无事的。”
那是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毛泽东在板仓杨家堂屋里以玩麻将作掩护召开农民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同志们先离开。送走大家后，毛泽东打算去几个农民家里访问。谁知刚刚迈出大院门槛，就被两个特务堵住了。其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特务用手枪指着毛泽东，气势汹汹地盘问：“毛润之在里边吗？”
从看见他们第一眼，毛泽东就觉得这两个人形迹可疑，现在又如此发问，可以断定：他们肯定是想提毛润之人头去领赏的特务。不过他们虽然来势汹汹，却并不认识毛润之。
毛泽东故作惊讶地把两个特务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用手指指屋里，坦然自若地回答：“他们正在玩牌，正好三缺一，老总何不进去试试运气？”说完，抄起门旁的扁担，挑起水桶佯装去挑水。待两个特务走进院子，毛泽东丢下水桶就跑，迅速脱离了险境。
特务进屋后，只见麻将不见人，方知受骗上当。于是急忙转身追赶。结果，连挑水人的影子也没找到。两个特务像疯狗一般狂吼乱叫，气急败坏地朝空水桶踢去。
不久，毛泽东在板仓又遇到了第二次险情。那是一个稻谷金黄、瓜果飘香的季节，毛泽东回湖南指导农民运动。长沙反动军队司令许克祥密令部下捉拿毛泽东，盘踞在祜零一带的“铲共”队长梁正球得到毛泽东要从板仓去浏阳的密报后，便布置了九道明岗、九道暗卡，下令：凡碰到身材高大的陌生人，一律抓到天王寺由他亲自审问。
敌人的行动被我地下党组织获悉了，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护送毛委员离开板仓的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出谋献策。最后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兵不厌诈，我看从天王寺敌人的眼皮底下坐轿通过，十有八九是安全的。”
第二天，一乘蓝布篷轿直奔天王寺。毛泽东头戴漂亮的礼帽，身穿软缎青长袍，手拿一根文明杖，嘴巴叼着吕宋烟，像一个有钱有势的大老板端坐于轿内，四个轿夫和一个跑轿的穿得也很阔气。
两个背枪的哨兵蛮横无理地拦住轿子：“干什么的？”
跑轿人亮出一张名片，然后沉下脸来说：“我家大老爷是许司令派来找梁队长的，你们的队长在家吗？”
哨兵见名片上印有“许克祥”三个字，遂肃然起敬。忙说：“在家，在家！请，请！”
哨兵满脸赔笑地打着手势放行，对轿内坐的“大老爷”既不敢看也不敢问。毛泽东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天王寺，迅速向浏阳赶去。
中午，自以为布防严密、疏而不漏的梁队长得知放走了一个“大老爷”，甚感诧异。他一边怒骂哨兵是饭桶、草包、窝囊废，一边挎上驳壳枪训斥道：“快走，跟我去追你们的‘大老爷’！”
敌人追到一个小山沟，远远看见前面有一顶轿子，梁队长喜出望外。待他跑到跟前掀开轿帘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原来轿中无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梁队长：
我已平安通过贵境，希撤回岗哨，毋自惊扰。
毛泽东
确悉那个“大老爷”就是自己绞尽脑汁要捕捉的毛泽东，并已从自己的手指缝轻而易举地溜走时，梁队长顿时脸色发青，两手发抖，像瘪了气的轮胎一下子蔫了下来。他气哼哼地把纸条撕得粉碎，向哨兵的脸上甩去……
这次遇险非比前两次，敌人不但行动突然，而且布防严密。毛泽东分析了一下形势，感到暗地脱身有很多困难，不如将计就计，像上一次那样堂而皇之地从虎口中出走。他装扮成一个“肺痨”病人，斜躺在轿里，身上盖着旧棉被，脸上捂着毛巾，让两位农民兄弟抬着，专拣大路走，并大大方方地从乡公所门前通过。当他们走到一个山口时，一队执行封锁任务的敌人吆喝停轿。
“干什么去？”一个军官厉声问道。
抬轿子的农民递上一支烟，客客气气地说：“我兄弟病得厉害，这两天不停地咯血，我们想送到城里看看病。”
那人追问：“什么病？”
“不瞒长官，我兄弟得的是痨病。”
半信半疑的军官想弄出个究竟，就掀起轿帘把头凑过去，刚要开口问话，毛泽东突然大咳不止，接着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农民兄弟赶快给毛泽东揉胸捶背，并低声进行安慰。那军官屏住呼吸，像当头挨了一棒的乌龟赶快把脑袋缩回去，边把手往衣服上抹边骂骂咧咧地说：
“他妈的！痨病鬼，唾沫星子喷我一手，想把病传给我啊！”连忙摆手驱撵，“快走，快走！别死在这儿。”
两位农民点头哈腰，抬着轿子往长沙方向一溜小跑。出了板仓地界，他们见四周无人，便驻足落轿。毛泽东从轿子上走下来，握着农民的手十分感激地说：“你们受累了！我毛泽东这次大难不死，是托两位朋友的福啊！”
“那是上帝在保佑你啊！”一位农民风趣地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盼着共产党来给穷人当家作主呢！”另一位农民动情地说。
这次板仓脱险后，毛泽东往返于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安源、汉阳等地，组建革命武装，为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做准备工作。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毛泽东用暗语给远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这封信辗转一年多才送到杨开慧的手里。杨开慧找出一本旧地图，终于查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位，于是更增添了牵肠挂肚的思念。她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讲述了离别后的无限情思，也汇报了板仓地区的斗争形势，一直写到东方破晓。她把盐巴、药品放进几个竹筒里，并把要送去的文件和这封信，一并交给地下交通员。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于是，她写下了《偶感》词一首：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艰苦而又险恶的斗争环境，使得杨开慧时刻牵挂着丈夫的人身安全。她深感自己和他已是同呼吸、共命运了，她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她还写道：“你干革命我跟着你，你打仗我跟着你，你坐牢我也跟着你！”
漫漫长夜，油灯如豆。毛岸英扑闪着大眼睛，噘着小嘴站在床边，他忽地扑在杨开慧大腿上，问道：“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想爸爸。”
“快了，好孩子，爸爸也在想我们啊！”
杨开慧脑海里浮现出她与丈夫离别时的情景：那天早晨，毛泽东吻别了还在梦乡的孩子，朝岳母深深鞠了一躬，就走出了家门。毛泽东对送他的妻子说：“开慧，我走了，板仓的工作要尽早开展起来，配合秋收起义啊！”
杨开慧点点头，把小布包为丈夫背上，把雨伞递给丈夫：“这次远行，山高水长，你要保重身体呀，这点我最放心不下……”
“我会注意的，放心吧！”毛泽东深情地凝视着即将分别的妻子，太阳柔和的光芒洒在她的脸上，令她越发清秀俊逸。
良久，杨开慧柔中带刚地说：“你放心，我会做好工作的，照顾好三个伢子……你，多保重！”
杨开慧折断一枝柳条放在毛泽东手里，就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了。她身不由己地扑到毛泽东怀里……情如火，泪如线。
山间路旁，垂柳树下，杨开慧依然伫立，毛泽东的背影已消失在崎岖小道的尽头。
谁曾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虎口余生
一九二七年秋，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季节里，从长江到湘江，从城市到乡村，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那些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的将军们，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的屠刀，曾经是大革命中心地区的湖南农村，土豪劣绅、乡匪民团又耀武扬威了。一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被枪决处死的噩耗。
八月七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批判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随后，武装起义和农民暴动便构成了中共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三十四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和许多在国民党内任过高职的中共领导人一样，也离开了一度是国民革命大本营的武汉，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长沙去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九月初，毛泽东受中共湖南省委委托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他在安源张家湾的一个军事会议上决定举行“秋收起义”后，便去两湖农民总指挥部所在地铜鼓县城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又名彭清泉）护送，向导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地下党员易子义，化名易绍钦。
晓星隐没，曙光待升。三人迎着清凉湿润的秋风，悄悄离开了安源城。易子义挑着货担哼着小调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源在后面跟行。他们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绕过敌兵把守的萍乡，进入了峰峦起伏的万载山区。
由于不歇不停的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疼痛难忍。易子义看毛泽东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一天晚上，他们到达张家坊。
张家坊地处浏阳、铜鼓两县边界，为湘赣两省交通要冲。这里关卡盘查严密，流动哨随处可见。毛泽东觉得情况复杂，不宜贸然过境，便决定在附近一家客栈暂时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三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过境之事。突然门外传来“汪汪”的狗叫，接着便是一阵吵闹声。
“干么子呀？”毛泽东问店老板。
“挨户团在挨家挨户抓人哩，遇到生人就说是过激党，也不晓得哪来的这么多过激党,三天两头闹腾一回，烦死人啦！”老板说完，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就像摇拨浪鼓。
易子义大吃一惊，赶紧贴近毛泽东耳边小声说：“起义要靠你来领导，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俩掩护你，你赶快走！”
“来不及啦！要沉住气，遇事不能慌张。”毛泽东略作思忖，接着又大声说，“咱们生意人怕什么？照常吃饭。”
话音未落，三个手持梭镖的团丁气势汹汹地闯进屋来，其中一个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是哪儿人，来这里干什么？”
潘心源知道毛泽东讲的是湘潭话，怕因此惹出麻烦，便抢先一步用本地话答道：“老总，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都是乡里乡亲的，请多关照。”
“你少来这一套，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检查！”那团丁傲慢不逊。
潘心源见他们要动手搜身，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面带微笑说：“这是我们矿上的证明信。”
这一招果然奏效，那团丁接过纸条，反复看了两遍，未见破绽，盘问一番后，又往铺上看了看，就出门走了。
毛泽东放下碗筷，正要起身上路，没想到团丁中的两个人去而复返，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看你们几个不像是矿工，还是跟我们到团防局走一趟吧！”
潘心源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绷紧了，他沉下脸来大声问道：“不是检查过了么，怎么又来烦人呀！”
其中一个团丁厉声喝道：“别废话，这又不是做买卖，还讲什么价钱，要是惹怒了老子，只能用绳子绑着你们走。”
毛泽东看了一眼油盐不浸的团丁，觉得弄僵了反而不好办，便给潘心源两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客客气气地说：“好吧，走就走一趟，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
三人走出客栈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大群人，尽是一些小商小贩和走亲串友的平民百姓，他们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用绳子捆绑着，要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去处决。
一个团丁拿来绳子要捆绑毛泽东三人，另一个团丁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别费事了，他们有安源煤矿的证明信，都是生意人，我看就算了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国民党的地主民团并不知道他们所抓的“共产党嫌疑犯”中还有毛泽东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倘若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的年轻人就是国民党正在通缉的毛泽东，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交上去邀功请赏。
十来个衣衫不整的团丁前后左右紧紧地跟着“共产党嫌疑犯”，寸步不离。他们把有证明信的毛泽东三人作为特殊的“嫌疑犯”，放在这一串人的后面走，不过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所有的人都被脱去了鞋子，据当地传说，赤脚的人被处死后他们将无法再从阴曹地府回来报复。
刚上路时，团丁们盯得很紧，生怕“犯人”逃掉。走了一会儿后，他们便开始抽烟、聊天，甚至打逗取闹，渐渐放松了对“犯人”的警戒。
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他边走边想脱身之策，决定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于是，快步走近潘心源，低声问道：“钱好拿吗？”
潘心源摇了摇头：“捆在里面了，一下子拿不出来。”
“那就算了！”毛泽东向他点了点头。
其实，毛泽东身上有些钱，他这样问无非是想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拖在队尾，潘心源和易子义见状，赶紧走快些，故意把队伍拉成两节，让毛泽东落在后头。团丁不停地催促毛泽东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老哥，我脚痛，可能是扭着筋了。”毛泽东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得道成仙的铁拐李。
团丁瞪起眼珠子：“嗬！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派个轿子来抬你不成？”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快不起来，我忍着痛尽量跟着走就是了。”毛泽东说完，用脚踢了一块石子，晃动一下身子，故意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响声来。
果然不出所料，团丁听到硬币碰撞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后，顿时睁大了眼睛，并死死盯着毛泽东装钱的口袋。
毛泽东趁机侧过身去问团丁：“老哥贵姓，府上哪儿，生活可好？”
团丁朝前面瞅了一眼，怒气全消，和颜悦色地说：“姓黄，湘潭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小，全靠我卖命挣几块钱过活……”
“哦，咱们还是同乡呢！”毛泽东挨紧团丁并排走着，等同行的民团队长走过去，便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到团丁手里，轻声说，“黄大哥，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
团丁接过钱并迅速藏在贴身的衣袋里，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继续和毛泽东聊天。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边是山林，一边是稻田的弯路上，毛泽东有意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很快就到。”团丁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了。
毛泽东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转身刚要跑，不巧被旁边的一个歪嘴团丁看见了，他跑过来喝道：“你想干什么？”
毛泽东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块银元递过去，小声说：“就这一点了，再也没有啦！”
歪嘴团丁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走。机不可失，毛泽东赶紧往回走几步，抓一把铜板撒在路面上，转身就钻进了树林里。
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人影了，那个姓黄的团丁才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跑了一个，跑了一个！往后边跑了，快追呀！”
团丁们闻声转过身来往后追，见到路上散落的铜板，更相信有人往后边逃去了。此时，潘心源大声嚷道：“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
团丁们被潘心源这一突如其来的吼声怔住了，一个个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以掩护已经跑进山林里的毛泽东。
这一招真灵，只见民团队长手持土枪，口吹哨子，命令两个团丁留在路上看守，其余的人都跟他去追捕易子义。
潘心源看见仍有两个团丁朝树林方向追去，心里焦急万分，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弟兄们，我们不能白白去送死，赶快跑啊！”
队伍顿时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民团队长指着易子义、潘心源大声喊道：“这二人是共党分子，快给我抓，不要让他们跑了。”
不一会儿，潘心源、易子义被抓回来了，团丁们用绳子把他们捆住，交给两个团丁看管，其余的人继续上山搜寻“共党头子”。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追寻。
这是毛泽东九年后在陕北保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很细致地描述了他死里逃生的具体情节和当时的心态。
团丁们摆开“一”字横队往山上搜去，甚至搜过了山岗。他们被折腾得又饥又渴，疲惫不堪，有几个团丁还骂起娘来。天近黄昏，民团队长吹响了哨子，命令停止搜寻，团丁们这才撤下山去。
毛泽东待团丁离开山坳，就从水塘草丛中悄悄走出来。死神暂时躲开了，但危险依然存在。为避免暴露目标，毛泽东在脚上涂满泥巴，打扮成刚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农民，然后开始从山沟里往上爬，翻过一道山岭，又往山下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低头打量一下自己：光着两只脚，满身都是泥，衣服也被扯烂了。由于没有鞋，脚掌被戳破了，鲜血直流，像针扎的一样痛。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发起愁来，惊恐过后，感到又饥又累。
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个樵夫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呼哧呼哧地向这里走来，毛泽东像遇到了救星，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喂！这里离铜鼓还有多远？”
“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啦，这就是铜鼓的地盘喽！”樵夫放下担子，走近毛泽东。
“最近总是有枪响，打仗哩！”毛泽东在绕山绕水地寻找话题。
“打什么仗呀？”樵夫不解地问。
“是农民协会和民团在打。”毛泽东用手比画着。
“农民协会好啊！我们农民都赞成搞农民协会。”樵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有一点不好，农民协会不该打菩萨。”
毛泽东见樵夫也支持农民协会，便兴奋地说：“不错，我也是反对打菩萨的。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在抓我。老哥，能帮我一把吗？”
樵夫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觉不像是坏人，便朝山口指着说：“前面冒烟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村子，我挑着柴走你兴许跟不上，你就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到家就回来接你。”
毛泽东双手抱拳，连声说：“谢谢老哥，谢谢老哥。”
樵夫挑柴起步，又加一句：“你放心好了，我们村子很僻静，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这位樵夫给毛泽东带路，来到一个叫“交车岭”的三岔路口，樵夫用手指着前方说：“这条路通往铜鼓县城，翻过那座山就是排埠，从排埠到县城只有二十来里路。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有事的。”说完就要返回。
“大哥，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请问……”毛泽东抓住樵夫的手不放。
樵夫笑而不语，用手拍了拍毛泽东的肩膀，转身走了。
毛泽东头顶烈日，脚踏热浪，继续往前赶路。在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突然出现平江工农义勇队的几个战士，他们用枪拦住毛泽东：“站住！干什么的？”
“和你们一样，搞暴动来啦！”毛泽东笑着回答。
“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被民团没收了。”
“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一下了。”他们用黑布把这个“可疑分子”的眼睛严严实实地蒙了起来。
这一天是中秋节，第三团的官兵们正在准备出师壮行的酒宴。毛泽东被押到团部所在地萧家祠堂，端坐于太师椅上的义勇队大队长陈知峰，像衙门老爷升堂断案一样大声喝问：“你是哪一个？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是毛泽东……”
陈知峰闻声一振，赶快叫队员解开蒙眼的黑布，仔细一看，果然是毛泽东。他赶紧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非常内疚地说，“唉呀呀，搞错了，搞错了！这是我们的毛委员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你的部下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嘛！”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知峰啊，你可不知道，我这可是第二次当‘在押犯’了，一路上吃尽了苦头，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毛泽东在铜鼓县城找到三团的张启龙、彭商仁等负责同志，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张家湾军事会议的决议和举行秋收起义的部署，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
九月九日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既定计划爆发了。毛泽东看到工农革命军兵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他的心情异常激动，奋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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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
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这是哪？
随后，时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
一个单人宿舍？
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
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
带着疑惑，时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
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外貌很帅。
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爱阅小说app，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
之前的自己，是一位二十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
而现在，这相貌怎么看都只是高中生的年纪……
这个变化，让时宇发愣很久。
千万别告诉他，手术很成功……
身体、面貌都变了，这根本不是手术不手术的问题了，而是仙术。
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穿越了？
除了床头那摆放位置明显风水不好的镜子，时宇还在旁边发现了三本书。
时宇拿起一看，书名瞬间让他沉默。
《新手饲养员必备育兽手册》
《宠兽产后的护理》
《异种族兽耳娘评鉴指南》
时宇：？？？
前两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最后一本你是怎么回事？
“咳。”
时宇目光一肃，伸出手来，不过很快手臂一僵。
就在他想翻开第三本书，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他的大脑猛地一阵刺痛，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冰原市。
宠兽饲养基地。
实习宠兽饲养员。网站即将关闭，下载爱阅app为您提供大神武立金著的毛泽东遇险实录
御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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