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敌人分兵五路围攻井冈山，红军主力转到外线牵制敌人。李文彬部夜袭大庾城，咬住红四军不放，毛泽东败走麦城。国民党谣传毛泽东已病死，信以为真的共产国际发出一个上千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
井冈山上唱空城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历尽艰辛，转战千里，终于把红旗胜利地插上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做上了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红色“山大王”。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大米、茶油和竹木，且人少地多，自给有余。早在大革命时期，边区各县就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革命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边区各县的党组织虽遭破坏，但人心还是向往革命，并期待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农军，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前紧紧握手。两军会师，实力倍增，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了，“朱毛”成为红军的代称、昵称和尊称，并被写进了共和国最显著的史页上。
五月四日，也就是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军“克日会剿”“朱毛”的第二天，起义部队便在砻市龙江河畔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引起了敌人的震惊和恐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下令赣军的第二十七师四个团，由师长杨如轩带领，兵分两路联合“会剿”井冈山，企图以数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夷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时间，根据地上空风云突变，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红四军决定在敌人进攻之前先攻下永新县城。永新在井冈山以北、泰和县以西，因地处要冲，是红军和白军必争之地。毛泽东找来永新县党部委员、妇女部部长贺子珍，当面向她交代一项重要任务。
“子珍，要打仗了，地方的工作要同时展开。”毛泽东递给贺子珍一杯水，接着说，“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派你带十个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有关情况。同时，争取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一九○九年桂花飘香的月夜诞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她秉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中等身材，皮肤细白，瓜子脸、柳叶眉、大眼睛，当她喜笑的时候更是光彩照人。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是在去年十月。那一天，井冈山原武装部队首领袁文才、王佐在步云山备下了两桌酒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当袁文才领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并介绍她是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还有一个眉清目秀的“花木兰”。毛泽东的目光像灼烫的热水喷洒于贺子珍一身，从此贺子珍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位眉清目秀的文静姑娘，曾跃马扬鞭把一队前来围攻井冈山红军要“活捉朱毛、发财立功”的国民党军队引到百里之外。当时贺子珍等十余骑横冲直撞，战士们把手榴弹扔向敌群，扔向马队。敌军官看到这个双枪连发、悍勇无比的年轻女性，气得咬牙切齿：“他妈的，就是这个女共匪，毁了老子的好事，跑掉了朱毛。”
贺子珍第一次到敌人心脏去执行任务，不免有些紧张。在出发之前，毛泽东特意找她谈话：“你们这次是到敌占区去，是深入虎穴，既要大胆机智，更要谨慎小心。要紧紧依靠当地的群众和党的组织，有了他们的支持，你们的腰杆子就会硬起来。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预祝你们胜利归来！”
毛泽东的一席话，不仅给贺子珍增添了信心和勇气，而且还传授了工作方法。这次执行任务，她翻山越崖，历尽艰险。由于叛徒告密，她被敌人团团围住，多亏一个老表搭救才死里逃生。任务完成后，她怀着喜悦的心情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
“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文弱小姐，现在学会了怎么干革命，怎么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一分子，不再是千金小姐了。”毛泽东对凯旋而归的贺子珍赞誉有加。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虽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心里却想了很多很多。原来她觉得自己入了党，上了山，吃了那么多苦，做了那么多工作，已经很革命了。今天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恍然悟到他的学生味、小姐味还没有脱净。她深深感激毛泽东的教诲，暗下决心，从今以后要更加注意锻炼自己。
红四军攻打永新的兵力部署完成后，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从宁冈、大拢经新城，过七溪岭，直扑永新；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从茅坪经拿山、盐石向永新县城挺进。贺子珍随军委也到了前线。战斗大获全胜，敌军将领杨如轩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向吉安方向溃逃。
这次行动，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解放了永新，毛泽东、朱德进城时还受到当地人民的夹道欢迎，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一件事使贺子珍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当时湖南省委提出一个极左的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攻下永新后，地方干部和群众都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贺子珍也不例外。因此，在永新就发生了大烧土豪劣绅的房屋，大杀土豪劣绅的现象。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立即予以制止。他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一次党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政策问题。他说：“不要烧房子，也不要多杀人。烧了房子，毁了财物，对群众没有好处，多数群众是反对的；对民愤极大的恶霸，是要杀一些，但也不能多杀，杀多了，造成人心惶惶，引起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对革命没有好处，群众也是反对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贺子珍受到很大启发，她第一次认识到，革命不能仅凭感情，办事还要多动脑筋，要考虑得更多些、更透些、更远些，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更大的收获是她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人，一个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的男人！
随后，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带着队伍到永新的西乡和北乡筹粮筹款。贺子珍熟悉永新的情况，主动要求为毛泽东当助手。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
根据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红军曾三次攻打永新城。红军再次夺取永新县城后，为了“大力经营永新”，根据党的安排，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来到塘边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筹粮筹款的工作。
塘边村位于小江山麓，是一个由四个自然村组合而成的大村落。贺子珍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这位老人的房子原是一个恶霸地主的，红军镇压了那个恶霸后就把房子分给她住。房子一共有四间，贺子珍住在左侧的一间。老婆婆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家里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他们住在右侧的厢房里。
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部到塘边村搞调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工作队只好把他也安排住在这个老婆婆家里。于是，老婆婆就把堂屋腾出来给毛泽东住。
毛泽东来塘边村，主要是调查研究各种土地分配的方法及其利弊，总结分地经验，准备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一住下，毛泽东就要贺子珍和工作队汇报工作。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提出的问题常使贺子珍张口结舌。比如：对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阶级态度如何？
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别提有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对其他情况却知之甚少。
“调查研究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接着，毛泽东像教师讲课一样循循善诱地谈起了搞调查研究的体会和经验来：“首先，调查者心里要明确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就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却是一堆庞杂无用的材料。另外，还要特别注意调查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得拐上几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子也有几个弯儿。”
贺子珍被毛泽东的学识、气质深深吸引着，她睁大了眼睛，像一个初入学堂的小学生一字不漏地听着。这一大套学问、讲究，她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夜深人静，毛泽东与贺子珍还在认真地分析调查材料。村外突然响起枪声，原来一支地主保安队正向塘边村袭来。他们闻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住在这里，就悄悄打过来了，想活捉毛泽东，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一位手持梭镖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呼哧带喘地向毛泽东报告：“外县的地主保安队打过来了，领头的坏蛋还大喊大叫‘蒋介石悬赏五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谁先抓住毛泽东就赏给谁’。他们离村子只有几里地了，请毛委员赶快撤离，不然就来不及了。”
贺子珍一听，脸色骤变，心跳如鼓。因为塘边村眼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城”。这附近原来驻过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可是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队伍全都分散到各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赤卫队的长矛大刀根本抵挡不住保安队的真枪实弹。要是毛泽东出了意外……贺子珍越想越着急，脑子里全乱了。
“毛委员，你赶快离开这里，我来掩护你。”贺子珍抽枪在手，就要出门迎战。
“不要慌张！”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毛泽东稳坐不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一边泰然自若地抽着香烟，一边沉着冷静地思考着对策。他认为，敌情不清，如果贸然硬拼，势必危及塘边人民的生命安全。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临危不惧、处险不惊的情形，心里稍微踏实一些。她紧握手枪，守护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自幼爱读《三国》，更喜欢诸葛亮的用兵之计。十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曾运用空城计，带领学生用仅有的几枝枪，外加鞭炮和锣鼓，虚张声势地慑退了打算进城洗劫的北洋兵。事后，免受兵灾的长沙市民都夸他沉着果断，不畏强暴，敢作敢为，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好学生。
“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都到山上去！”毛泽东用力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庄就是山地，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亲自指挥下，群众很快转移到山上。刚才还是人声喧闹的山村，刹时变得静无一人。
敌人进村后，发现家家锁门闭户，不见一人，知道村子里已有了准备。心惊胆战的敌人谁也不敢贸然入户，只是靠放枪壮胆。他们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在村里久留，打了一阵乱枪后便像受了惊吓的野兔子慌慌张张地撤走了。
隐蔽在山坡树丛里的乡亲们，居高临下地目睹着悻悻远去的敌人，无不欢呼雀跃。塘边村的乡亲们称赞毛委员料事如神，退敌有方。
事后，贺子珍问毛泽东：“敌人为什么不上山搜查？”
毛泽东笑了笑说：“敌人心虚害怕呀！当时如果我们还手，敌人从枪声里就能判断出我们的实力。我们一弹不发，空村无人，他们不知深浅，岂敢贸然上山？诸葛亮唱的空城计也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在危急之时，镇定自若，善谋果断，他那种冷静、自信和毅力，他身上革命家的气质、胆略和智慧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贺子珍。不，在这个磁场面前，是她自己变成了一块易受吸引的铁块！贺子珍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在他身边工作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
自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贺子珍每逢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或不知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总喜欢去找毛泽东，请他帮助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贺子珍每当来到毛泽东身边，就感到增添了一股勇气和力量，有了毛泽东的帮助和指点，就觉得自己变得聪明、成熟多了。
在塘边村遇袭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志间的敬爱之情。但自从经历那次意外事件后，她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她萌生了一个美好的念头，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是能够永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和教诲，那该有多好啊！
虽说在剪辫子等方面贺子珍是一名反封建的急先锋，但当她悄悄爱上一个人时，反而显得怯懦无力。姑娘毕竟是姑娘嘛！她一想到这一层就脸红心跳，羞涩满怀。平时那种大胆、泼辣的作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时见到毛泽东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从贺子珍的神态和表情中，曾经涉过爱河的毛泽东已懂得了她的心思，他仿佛看到了这个年轻、漂亮、质朴、纯洁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回来，像往常一样身轻如燕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两眼深情地注视着毛泽东的背影。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大眼睛，两人的目光仿佛碰出了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上衣的钮扣。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那层意思。
还是毛泽东成熟老练，他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的湘音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已经三十四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情深沉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无通信了，远隔千山，消息闭塞，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曾听到杨开慧的多种传闻，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就像春天百花要开放那样，彼此间萌发了烈焰般的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孑然一身的毛泽东工作那么繁重，生活得不到合理照料，自己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自从那次遇险以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段时间，两人终于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结成了最亲密的革命伴侣。
败走麦城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敌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在柏路村召开了会议。会上除传达中共“六大”文件外，重点研讨红军的战略行动和当前破敌对策。经过紧张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为它“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柏路会议开了四天，经反复讨论和深入研究，“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二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侧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之敌分兵回援，以解井冈之危。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紧张有序地进行战斗部署和出征前的准备时，湘赣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各路敌军相继到达指定地点或正在赶往指定地点，只待何键一月十五日一到萍乡，他们就开始对井冈山发起总攻。
形势紧迫，红四军如不抢在敌人进攻之前下山，等强大的敌军团团包围过来，那就很难再找到南下的出路，柏路会议的计划将要付诸东流。于是，毛泽东和朱德断然决定：一月十四日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人，从茨坪和小纡洲迅速下山，从此踏上了进军赣南的艰险征途。wＷω.δＤζcΗxωz.cǒΜ
红四军一下井冈山，敌人就闻到了风声。何键立即从五路人马中抽掉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尾追堵截南下的红军。
红四军下山时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战士们穿着湿漉漉的单衣，有的打着赤脚，在冰冷泥泞的道路上闯关过隘。许多同志的脚被冻裂了，渗出的血水染红了一路白雪。
赣南山区偏僻荒凉，人烟稀少，由于当地群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普遍持恐惧心理，不愿给红军当向导，也不愿卖给粮食。正如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述：“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进占赣粤边城大庾（今名大余），奇怪的是这座千年古镇并无敌兵设防，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县城。
大庾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城镇，街道整齐，店铺林立。红四军进城后，在天主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开展群众工作。为了筹集给养，部队决定在大庾停留三天。
然而，就在部队扎营休整之时，跟踪之敌已追杀而来。第二天夜里，赣军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文彬率部悄悄逼近大庾城，突然发起猛攻。由于当地没有党的组织，缺乏群众基础，无人给红军通风报信；又因红二十八团警戒松懈，侦察不力，没有搞准情报，以至敌人打到眼皮子底下竟无人知晓。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听到一阵枪声，这才发现敌人已冲到他的住处，部队已被敌军包围。他赶紧叫醒沉睡的贺子珍和警卫战士，要他们趁黑夜迅速向村外转移。
敌人虽是突然袭击，却是有备而来，红四军不明敌情，完全处于被动挨打之势。由于兵力未能全数集中，还是休息的状态，惊慌失措的战士仓促地投入了战斗。敌军火力越来越猛，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未组织部队反击，便神色慌张地跑到军部，还未站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
看到林彪一副狼狈相，朱德大为恼火，正要发脾气，毛泽东站了起来，他瞪了林彪一眼，就大声向阵地上喊话：“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
可惜为时太晚了。敌人的子弹噗噗噗打过来，地上冒起簇簇黄土。形势危急！朱德一面要林彪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一面赶快转移指挥阵地。朱德和毛泽东来到城墙下，以残垣断壁作掩体，严密注视战局的发展。不一会儿部队全垮了，人群像潮水一般往回涌来，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由于敌人兵力多、武器好、弹药足，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红四军不得不撤出大庚城。朱德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自带领特务营营长毕占云殿后，掩护毛泽东向东北方向撤退。
慌乱之中，朱德和毛泽东跑散了，军委秘书欧阳毅和毛泽东一路跑，许多战士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后面跟来黑压压的一片人。毛泽东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
欧阳毅回过头来，看到是敌我混杂，敌多我少，便含糊其词地说：“没关系，我们赶快跑！”
毛泽东身高腿长，欧阳毅年轻体壮，所以不管是涉水还是跳沟，他们都跑得相当快。脱离险境后，他们在距大庚四十里的杨眉找到了失散的部队。
为了尽快甩掉穷追不舍的强敌，毛泽东决定连夜转移。夜色茫茫，万籁俱寂，除了唰唰唰的脚步声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响动。前无住所，后有追兵，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不顾激战后的疲劳，在深沟险壑的山间摸黑走了二三十里，翻过一座高山，在一条山沟里扎营休息。为了不暴露目标，要求部队不得埋锅做饭，已经一天水米未沾的战士只好饿着肚子枕戈待旦。
第二天拂晓，为避免与敌人硬拼和争取主动，毛泽东采取了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术。他带领部队急行军，一口气跑了九十里，于天黑之前赶到广东南雄县乌迳，在那里与朱德带领的人马会合了。
劫后余生，战友重逢，悲喜交集。部队在村外的平坝上野餐，坐在路旁休息的毛泽东看见别人吃东西，这才觉得自己也饿了，但带饭的警卫员跑散了，于是同曾志商量：“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计，你能不能匀一点饭给我吃呀？”
“好，可以。”说着，曾志就用筷子从缸子里往外拨饭。
“够了，够了。给我这么多，你够不够吃呀？”
“够，一大缸子饭，我吃不了。”
连续几天的紧张战斗和长途行军，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疲惫不堪的战士一个个困得像个弥勒佛，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枪支和大刀也杂乱无章地乱扔一地。午夜时分，毛泽东接到地方一个党支部送来的情报，说敌人正往这里运动，准备在拂晓前赶到。毛泽东当即决定转移，由送信人带路。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目标，要求马裹足，人下鞍，行军时不能有任何声响和光亮。
撤离乌迳的红四军连夜渡过桃江，折入江西信丰，经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邬县。
二月一日晚，部队在四面环山的圳下村宿营，军部设在田垄中间的文昌祠。为严防敌人突袭，命令二十八团为左路，担任前卫警戒；三十一团为右路，担任后卫警戒；独立营和特务营驻扎在军部附近的小河边。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原来赣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率两个旅四个团已追到圳下。敌人从四面发起猛烈进攻，并紧缩包围圈，红四军很快被压缩到一个狭长的田垄中，分割成几小块，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
担任警戒的林彪一看势头不好，急忙拉起队伍就跑，把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直属机关抛在后面不管了。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陈毅，虽然竭力阻止林彪的逃跑行为，但也只掌握一个连的兵力，无法与顽敌抗衡。
情况十分紧急，随军部行动的湘赣边界特委的谭震林催促毛泽东赶快撤退。在杨梅生的手枪班掩护下，毛泽东率领特务营奋力向外突围。朱德率领独立营和军部机关从另一个方向突围，却误入了敌人的埋伏圈，朱德手提机枪带领警卫战士左冲右闯，边打边撤，最后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
心急如焚的欧阳毅边跑边喊“要顶住”，但混乱不堪的部队哪里听从他的指挥。欧阳毅跑到山口恰巧碰上了同乡、连党代表彭睽，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撤出来呢！”
彭睽一听，抬手就是几枪警告，同时高喊：“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撤出来！”
由于彭睽指挥有方，部队一下子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地还击。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裹着一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终于冲出包围圈。他们顾不得驻足喘息，马上又同大家一起渡河上山，向安全地区转移。
红四军顶风冒雪，日夜兼程，于二月初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幅嶂山区。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大家在沉闷的气氛中总结了失利的教训，研究面临的严峻形势。会议决定：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敏捷，“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为安置伤病员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往东固。”
红四军在闽赣边界拐了个大弯，来到瑞金城南的谢坊。由于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同上级又中断了联系，因此消息十分闭塞。一天，毛泽东把副官宋裕和找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给你一个连，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怎么样？”
“什么任务？”宋裕和急问。
“进瑞金城抢报纸，最近一个月的报纸，上海出的，南京出的，江西的日报、福建的日报，全要。”
收集整理报纸本来是贺子珍的一项工作，但有孕在身的贺子珍行动不便，所以没有把任务交代给她。当贺子珍听说要派人进城抢报时，便挺着微微隆起肚子向毛泽东说：“我要参加这次行动，因为我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报纸。”
看到贺子珍严肃认真的样子，毛泽东只好点头同意：“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宋裕和带领一个连悄悄摸到瑞金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梭子子弹，放倒把守城门的哨兵，接着又甩出几颗手榴弹，炸开紧闭的城门。守城之敌以为红军主力开过来了，一个个吓得落荒而逃。
红军战士一进城，便兵分两路，宋裕和带一个班去县政府，贺子珍带一个班去邮政局。
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听到枪响以为又要打仗，放下手头的工作都跑了。贺子珍见柜台上、桌子下、墙角里到处都堆满了报纸和邮件，犹如走进珠宝店随便索取金银财宝一样心花怒放。她指挥战士跟她挑报纸，不管南京的《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还是天津的《大公报》以及江西、福建出版的近期报纸，尽量搜罗齐全。
躲藏暗处的守城军官冷眼观察，发现进城的红军不足百人，后面并无大队人马，便立即组织部队反扑。贺子珍等背着大捆的报纸且战且退，刚出城门，只见约有一个排的敌军开过来了。
宋裕和指挥战士抢占有利地形，猛烈阻击敌人，掩护手提肩扛报纸的同志返回军部。
“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听贺子珍汇报情况。当听到这次虎口抢报与敌人发生了激战时，他突然放下手中的报纸，“刘士毅的大队人马可能就在后面，如果真的是那样，问题可就严重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准备下令立即转移、摆脱尾敌的时候，突然接到侦察员报告，二十八团已被强敌团团包围，局势再度出现危机。
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朱德一马当先，他举起驳壳枪亲自带领部队同敌人拼杀。经过一番激烈的生死搏斗，二十八团终于冲出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绝处逢生的“朱毛”红军迅速转移，于除夕之夜开到了大柏地一带。
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战局，同时也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在大柏地村的王屋祠堂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并消灭追赶红军的刘士毅部。
第二天，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地过大年，而红军战士却冒着严寒悄悄地等待战机，等待胜利的到来。这几次连战失利，败走麦城，使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久屈欲伸，寻敌报仇的情绪十分高涨。
下午三点多钟，敌人终于来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隘口，好像步入无人之境。当敌人发现前面有红军的零散人员时，便追了过来。担负诱敌的红军战士一看敌人上了钩，就佯作不支，一边鸣枪还击，一边喊叫着往后撤退。
态度骄横的刘士毅部寻找几天都没见到红军的影子，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了红军，岂肯轻易放过，于是孤军冒进，穷追不舍。一时间，敌人的大队人马像赶集一样全都涌入了山谷，走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
号声一响，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便紧紧扎住“口袋”。他们高呼着“消灭刘士毅，杀敌贺新年”的口号，向敌军发起猛攻。走在队伍前面的刘士毅一看形势不妙，知道中了红军的埋伏，便立即拨转马头向来路逃窜，扔下他那两个团的“弟兄”不管了。
被围困的敌人疯狂地向红军冲击，企图打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生路。敌人调集十几挺机枪，向山头上的红军猛烈射击。子弹像蝗虫一般乱飞，树叶被打光了，树枝被打断了，但红军战士毫不畏惧，他们依托简单的掩体，使用简陋的武器，顽强地阻击着装备精良的敌人。
两军从十日下午三时鏖战到次日正午，红军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枪刺与敌军英勇搏斗。这时，毛泽东命令几个号手同时吹号，激扬斗志，声势浩大的红军战士如蛟龙入海，猛虎下山，从山上一齐冲向坳中大道。
敌人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刘士毅两个团的团长萧致平、钟桓被生擒活捉，共俘虏敌军八百多人，缴获水旱机关枪六挺，步枪数百枝。
大柏地战斗，是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后来，毛泽东路过大柏地时曾写诗回顾那次激战的场面：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来自远方的讣告
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相存并立，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部队向赣南、闽西挺进时，红四军为便于指挥决定军委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五月，由于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比较繁重，前委难以再兼顾军委的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由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后，一味地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做法，在他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限制前委的权力：即前委只负责研究制定部队行动等大的方针政策，部队的指挥权则由军委掌握。
刘安恭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欲将红四军摆脱前委的领导，以军委的名义与前委分庭抗礼。毛泽东对这一不要党的领导的错误决定十分气愤，并多次提出不能同意和接受这一决议。
五月底，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在福建永定县中部的一个小镇湖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最高领导人就前委和军委两者关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就连汪洋大度、宽厚过人的朱德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军委恐怕还得保留，军队没有军委怎么行呢？”朱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明确指示。
“有其名无其实，形同虚设，不要也罢！”主张党管一切的毛泽东持反对意见。
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朱德的部下林彪不仅没有支持他的顶头上司，反而对其横加指责。他请江华转给毛泽东一封信，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反对刘安恭的错误做法，还含沙射影地讲了朱德一大通坏话。
六月八日，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镇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尽管赢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并以投票表决的形式撤销了军委，但争论仍未到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的信》，认为争论的实质不是一人一时的问题，而是整个红四军党内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十五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对“党管理一切”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势必导致“以党代政”。
朱德、毛泽东和林彪的信被同时刊登在当月前委的机关刊物《前委通讯》上，让各种意见都公诸于众，于是“朱毛之争”由唇枪舌剑演变成一场笔墨大战。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在这次会议上，朱毛来信成了议论的热点，毛泽东基本处于被批评、质问的孤立态势。面对大家的发难，毛泽东一改平时说话尖刻、批评严厉及善于争辩的习惯，采取了克制忍耐的态度，他把一切火气都压在肚子里。朱德也一反常态，由平时很少说话、不善言辞而变为无法容忍。他作了长篇发言，不少观点还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陈毅简要地综述了这次争论的情况，他首先批评林彪写这样内容的信“是不对的”，指出“不能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反而更使之严重”。然后批评“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又不提出来批评，不交给党来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的严重争论，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
接着，他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担任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更大的责任。根据大家发言意见，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大家都说过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大会开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始料未及，他瞟了一眼朱德和陈毅，接着说，“既然大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抓住一些枝节问题不放，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争取无望以后，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慢慢站起来，两手一摊冷然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实在难以工作，我不希望在这不死不活的环境下工作，中央曾叫我去学习，我现在正式请求离开！”
这时，陈毅宣布下一个议程：对前委书记进行选举。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当陈毅看到投他的票明显占上风时，不禁慌了起来：“不行，不行，不要选我，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不管陈毅怎么着急上火，也不管陈毅愿意不愿意出任前委书记，但选举的结果无法改变。
落选的毛泽东双眉紧蹙，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手指间的香烟无声地自焚成灰，脱落坠地。按照组织原则，红四军前委无权改选他的领导职位，因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是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没精打采地站起来，看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又看看朱德和其他人，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捻灭烟头，拂袖而去。
毛泽东沮丧的心情如同路边被暴晒而发蔫的树叶，如同山涧蜿蜒的溪水在无语流淌。在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的陪同下，毛泽东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以化名“杨子任”先后住在上杭的蛟洋和苏家坡，后又转到永定县金丰山区。
由于毛泽东受精神打击较大，加之身体虚弱，又常被毒蚊叮咬，他得了一场恶性疟疾，曾一度病危。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两眼深陷，嘴唇干裂，时而高烧不下，时而呕吐不止。发起烧来，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退烧以后，浑身酸痛，两腿乏力，行动困难，连大小便都要贺子珍搀扶。他曾连续三天吃不下东西，只勉强喝几口米汤。他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几次在生死关口徜徉徘徊。
当时，江西全省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闽西特委只好派两个交通员去上海采购。一个交通员在回来的路上牺牲了，另一个交通员历尽艰险终于将药品带回苏区。贺子珍双手捧着来之不易的药丸，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傅连璋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毛泽东的身体日渐康复，终于转危为安。
在山区养病时，金丰的民团得知“杨先生”就是红军首领毛泽东，于是派出四百多个快兵围捕毛泽东。在赤卫队员的奋力掩护下，毛泽东脱离了险境。后来病愈的毛泽东对曾志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九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太忠庙召开。这时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朱德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朱德与红四军的一些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恳请他病愈后尽快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朱德在信上还写了这么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离开了毛就过不了冬。”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的信被送到上杭，前委的同志看了以后都非常气愤，一致要求给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勒令他马上回来工作。
“我主动给他写信，说明过去的事我都收回。我们请他回来，而他却转移目标，攻击陈毅。不管怎么样，他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上来。部队这么紧张，哪能躲在一边任着性子呢！”朱德对郭化若说，“你再起草一封信，让毛泽东回前委来工作。有问题等中央裁决嘛，你就说是我的意见！”
大家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认为毛泽东是耍脾气、摆架子。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这么一吵，朱德反而冷静下来了：毛泽东转移矛盾，实际上也是避免同自己的进一步冲突嘛！都想坚持主张，而又不伤害对方，这说明大家还是珍惜这份感情的。
两天后，毛泽东终于回来了，但会议已经结束。他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浑身浮肿，说话声音很弱，确实病得不轻。大家见状，深为同情，都劝他继续安心养病。
由于毛泽东没有随红四军主力行动，国民党久无毛泽东的音讯，便造谣说“匪徒毛泽东已死”。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第四版刊登了福建地方军阀张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彭毅年继。”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传闻，并于第二年三月二十日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一九二七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一九一九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机会主义领导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七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六个省抽调六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一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
这个来自远方的讣告，虽然传闻失实，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共产国际的这个结论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陈毅到达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首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陈毅执笔给红四军前委起草一封指示信。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这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
朱德看了陈毅带回来的信后，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只是这时候毛泽东尚在病中，而且想法较多，朱德担心性格倔强的毛泽东不肯回山。
“现在该怎么办呢？”朱德问陈毅。
“有啥子办法？”陈毅沉思了一会儿，“我看只好再写一封信，请他回来。”
朱德半晌没有说话，陈毅知道朱德在想什么，于是说：“当初让人家走，现在又叫人家回来，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喽。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不能顾及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应以大局为重才是。”
朱德点了点头说：“对头！”
于是，朱德和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谈了红四军的需要，谈了中央的意见，请他赶快回前委主持工作。
十一月二十六日，汀州城又恢复了昔日的欢乐景象，毛泽东在离开红四军整整五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部队，就任前委书记。
暮色中，朱德在司令部门口伫立。他刚刚查看了前委秘书谭政为毛泽东安排的住处，就听到有人喊：“来了，来了！”
由于疾病的折磨，毛泽东看上去十分消瘦，胡子很长，头发蓬乱着，像一个莫霍克族人。但与人们所想象的不同，毛泽东没有摆一点架子，高大瘦弱的身体向大家走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润之同志！”朱德疾步向前，紧紧抓住毛泽东的大手，这是井冈山会师之后又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
“玉阶兄！”毛泽东紧紧拥抱朱德，“早该回来了，无奈身体不争气，一直在生病。”毛泽东略带歉意地说。
“中央来信了，我同中央不符的地方全部收回！”朱德从毛泽东的拥抱中挣扎出来，大度豪爽地说。
“咳！我那犟脾气一上来就唬人，还要靠你来弹压。你今后还是照老样子，否则我一干起来就又忘乎所以了！”毛泽东虚心诚恳。
“报告，陈毅前来报到！”只见陈毅鞋后根用力一碰，立正敬礼，“这次我们错了，打广东也失败了。我本人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去年没有阻止红四军的两个团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制止军队的冒险行动……”
战友们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就像弥漫山间的晨雾被一阵大风吹散，在红四军领导之间又响起了开心悦意的哈哈大笑和肺腑相通的共鸣语言。
半年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都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并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到了错误的根源。
识破奸计
一九三○年十月，红军攻克赣南重镇吉安以后，在城里发现了秘密反动组织“AB团”的旗帜和印章，还从敌人的档案里发现一份牵连到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文件。于是，销声匿迹三年的“AB团”又死灰复燃了，中共赣西南特委认定吉安地区还有不少“AB团”分子。据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吉安东固领导那里的肃反工作。
李韶九错误地估计形势，扩大了肃反范围，他到东固的短短几天内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个“AB团”嫌疑犯，并且擅自将其中四十多人处决了。李韶九在肃反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他的口号是：“杀杀杀，杀光天下AB团！”
十二月中旬，被李韶九打成“AB团”的刘敌煽动红二十军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指挥，擅自将队伍拉到永新、永阳一带。时任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的刘敌对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李韶九去吉安肃反耿耿于怀，在他的挑动下，红二十军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分裂红军的口号。
红二十军过赣江之后，刘敌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逃走，他想搞乱红一方面军，干掉毛泽东，于是想出了一条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自相残杀的奸计来，以图分裂工农红军。
刘敌手下有个人模仿笔迹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他叫丛允中，江苏如东人，毕业于南通师范。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北大冶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二八年转到江西苏区工作，第二年任赣南西河行委书记。刘敌找到曾被错划为“AB团分子”的丛允中，让他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搞起挑拨离间、借刀杀人的勾当来。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轮圆月高高悬挂于夜空。清冷的月光下，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交给彭德怀一封信。一看信封上那遒劲有力的毛笔字，便知道是毛泽东写来的。
彭德怀从鼓鼓囊囊的信封里抽出信笺一看，脸色骤变，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原来这封信不是写给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的，而是写给毛泽东的秘书古柏的。信中这样写道：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毛泽东
10/12
除了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外，还附有一份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这开头的第一句话便吓得彭德怀毛骨悚然。
“毛泽东要大造我舆论，重点搞我彭德怀？”彭德怀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两条浓眉像粗绳似的紧紧地拧在一起。他问周高潮，“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是一个年轻人。”周高潮双眉紧蹙，在追忆那个人的模样。
“请他进来，我要亲自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高潮找了半天，连送信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回来说：“送信的人早就走了，怕是追不上了。”
“这封信如此重要，既不当面递交，又不要我收条，岂不怪咧！”素以“张飞”自况的彭德怀此时倒粗中有细，他对这封密信产生了怀疑，“不会的，毛泽东绝对不会写这样的信，这封信肯定是伪造的。”
彭德怀想起毛泽东在建立工农革命军、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所做的一切，想起与毛泽东共事以来所看到的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风范，他相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
“万一又是呢？这张白纸上的黑字，分明是想置战友于死地嘛！莫非它是伪造的？”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次日上午，彭德怀召开三军团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他用颤抖的手拿起那封信，大致介绍了信中的内容，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家一起来验证这封信是伪造的。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从彭德怀手里接过信，大略地浏览了一遍。“你们看，信末尾落款日期写着‘10/12’，据我所知，毛政委写文章从来不用阿拉伯数字，他写信都是用汉字落款，比如：十二月十日。”熟悉毛泽东书法的滕代远首先发现一个大破绽。
听滕代远这么一说，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邓萍等都长叹一声：好险呢！差一点儿上当，这是一个大阴谋，这封信肯定是伪造的。
彭德怀拍了拍脑门，如同大梦初醒：“我早就知道毛政委不会写这样的信，如果我有错误，总前委完全可以撤我的职，罢我的官，用不着搞这种把戏嘛！这封信是想分裂一、三军团，把我们拉到省行委一边去反对总前委，反对毛政委。”
此时，第三军军长黄公略从几十里外赶来，心急火燎地闯进会场。他来不及同大伙握手，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喘着粗气说：“有人模仿毛政委的笔体写信，想挑拨毛政委同我们的关系。”
彭德怀让黄公略先坐下，然后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大家正在研究此事，你看怎么办好呢？”
黄公略不容置疑地说：“毛政委是不会错的，尤其是他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符合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看事不宜迟，赶快写个公开宣言，揭露这封假信，戳穿这个阴谋！”
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最后由彭德怀代表红三军团起草一份简短宣言，连同这封伪造信，派一个班急送毛泽东。
宣言表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坚决拥护总前委领导！”
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在吉安东固的东山坝，毛泽东住在宁都县黄陂乡，两地相距六七十里路。毛泽东看完信后，仰头哈哈大笑，旋即又收敛了笑容：“这样的信已经有了一封了，看来问题还不简单呢！”
原来，就在彭德怀收到密信的同时，朱德总司令也收到一封自称是刘副官送来的“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写道：“你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的时候把队伍拉过去。”还顺带说了一大堆朱德的坏话。
朱德把信反复看了几遍，愤然把它丢到一边，嘴里喃喃道：“哪个龟儿子干的？哄鬼嘛！只有傻瓜才会上当。”说完，就像没事儿一样上床睡起了大觉。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还没起床，朱德就叩响了他的房门。毛泽东一边穿衣一边问道：“是朱老总吧，有么子事，这样急呀？”
朱德不请自进，并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不慌不忙地把信递过去，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给你看一样东西。”
毛泽东打开信纸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把信退还朱德：“这样的信怎么好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是‘AB团’。”毛泽东说完，点燃一支烟，低着脑袋凝思默想。
“这不是你写的嘛，很清楚。”朱德还是笑眯眯的，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名副其实：朱德——红色的品德。
“何以见得？”毛泽东反问，表情极其严肃。
“你看，你写字从来不用洋字码儿，这里用的是洋字码子嘛！”朱德指着信尾的日期，用他那固有的慢声慢调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目’字嘛，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扔掉烟头，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无比激动地说：“哎呀，玉阶兄，原来我认为你是一个性格粗犷的人，没想到你观察问题竟这么细致入微。”
“润之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险些砍了你的脑壳。”朱德严肃认真地说着，脸上还是挂着一副牢固而温馨的微笑。
一场离间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奸计被识破了，但刘敌并不甘心失败，他要和毛泽东鱼死网破地血战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一些激进分子的挑唆下，他竟然使出了最凶狠残暴的手段——密派刺客暗杀毛泽东。
这是一个月没星稀的夜晚，大地像被罩上一口铁锅，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个刺客趁着夜深人静，像做贼一般鬼鬼祟祟地出动了。
这个人是红二十军的一个排长，东固人。中央苏区建立后，他参加了赤卫队。后来东固一带的赤卫队被编入红二十军，他顺其自然地成为其中的一名排长。
李韶九到红二十军大抓“AB团”时，这个排长也是被抓的一个。屈打成招之后，李韶九设立的革命法庭决定三天后处决他，幸好刘敌带人解救了他，刘敌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刘敌提出派刺客暗杀毛泽东时，这个排长情绪激昂，周身涌起了一股江湖气，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他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这个角色。他认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干掉毛泽东或者与其共赴黄泉，也许红军中就不会再有“AB团”的冤魂出现，革命的胜利就多了一份保障。
残冬子夜，北风呼号，寒气袭人。人们还在梦里沉睡，大地万籁俱寂。刺客抬头看了看云缝中隐隐约约的几颗残星，以为自己也会像残星一般不为人知，心里略为平静一些，于是强打精神，加快了脚步。
被夜幕笼罩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黄陂，要不是村头偶尔传来哨兵的口令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驻扎着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机关。
一个月前，毛泽东在吉安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的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撤出吉安、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朱德、彭德怀等军事将领的一致拥护。正当红一方面军调集兵力，准备对敌十八师发动进攻的时候，祸起萧墙，红二十军发生了兵变。这一兵变打乱了红一方面军的所有军事部署。大敌当前，毛泽东被迫重新调整红军的作战方案。
经过连续几个通宵的努力，新的作战方案终于拟定了。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他伸了个懒腰，抓起桌上的搪瓷茶缸，正想朝自己的喉咙里猛灌一气，这才发觉茶缸是空的。
一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员推门而进，他把毛泽东的茶缸斟满水，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毛政委，都三点多了，该睡觉了。”
毛泽东拿起茶缸，汩汩有声地喝了几大口水，然后才感慨地说：“要打大仗了，睡不着呀！”
“毛政委，这次老蒋调集了十万大军，占领了苏区好大一片地方，早该打他们了。”
“不是不打，是时候未到嘛！现在时机成熟了。”毛泽东笑了笑说，“其实呀，张辉瓒一进苏区，就被我们扎在铁叉子上了，现在我们要用火把这只肥猪烤熟，然后把他零割下来一口一口地打牙祭喽！”
警卫员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毛政委，张辉瓒在苏区杀了那么多的人，要是被活捉到，老百姓真能把他烤熟给吃了。”
毛泽东抚摸着警卫员的脑袋，温和而亲昵，就像父亲疼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我还有工作，你们细伢子眼皮浅，先去睡吧，有事我会叫你的。”
“不，政委不睡，我也不睡，我得保卫您的安全。”警卫员说完就退了出去，在门外靠墙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
屋内寂静无声，只有墙壁上被扩大了的毛泽东的身影在左右摇晃。油灯的火焰跳动几下，火头慢慢低弱，室内的光亮顿时暗淡下来。
毛泽东放下笔，伸手扭大了灯心。那火光慢慢升腾起来，照在毛泽东疲惫的脸上，他那高大的身影又被清晰地印在窗子上。
就在这时，窗外一枝手枪慢慢地举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毫无防备的毛泽东……
刺客对这一带情况太熟了，他从村北土围子一个豁口翻进来的时候，连狗都没有叫一声。他跳下围墙，做贼心虚地伫立细听一会儿，四周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发现他的行迹。
刺客踮起脚尖慢慢地向村西头走去，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其实即使不知道，那一盏通夜长明的油灯也能把他引到毛泽东身边。
刺客像幽灵一般摸进了毛泽东的住处，獐头鼠目地探头一看，发现窗户上晃动着一个魁梧的身影，那就是他要寻找的“冤家对头”。
刺客的右手伸进前胸衣襟里，慢慢抽出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然后弯腰猫身，匍匐着向前爬行。
刺客来到窗下，慢慢立起身子，透过窗户的破洞向里窥视。他一看到毛泽东——他的最高首长，不禁毛发倒竖，心脏狂跳不止。
他虽然是一名刺客，但他现在还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当然知道此时苏区军民在大兵压境下的艰难处境，他肯定也知道毛泽东在领导苏区军民粉碎敌人“围剿”中的重要作用。
他犹豫了！他的心跳在加剧，他的眼睛在模糊，他的手臂在颤抖，他那枝对准毛泽东的手枪在左右晃动着，慢慢地沉落下去。
但渐渐地他又恢复了平静，他想起了自己被李韶九拷打时难以忍受的痛苦，想起了临行前谢汉昌说过的一句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脸上的三叉神经开始痉挛，不能再犹豫了……
其实，刺客并不知道，对于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抓“AB团”一事，毛泽东早就表示过强烈的反对，他不但没有滥杀无辜，而且还保护过一些无辜者，释放李文林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被整肃长达三年之久的所谓“AB团团长”陈毅，也是毛泽东责令释放的。毛泽东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他的权力在当时“左”倾的党中央尚未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
刺客的手枪又举起来了，他的右手食指在扣压扳机，枪口对准了正在为粉碎蒋介石反革命“围剿”殚思极虑的毛泽东。
就在刺客扣动枪机的一刹那，毛泽东听到一阵慌乱的呼叫声：“政委，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虎下山似的扑到刺客身上，两人一齐滚倒在地厮打起来。“砰！”一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正在站岗值勤的哨兵循声赶来，看到刺客正在举枪瞄准毛泽东，他迅速出枪射击。刺客被乱枪击毙，但是那个扑到刺客枪口上的细伢子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眼含泪花的毛泽东站在他的警卫员面前默哀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戴上帽子。他将一面军旗盖在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英雄身上，怀着无限的悲痛掩埋了为革命、为自己而英勇献身的红军战士。
兴国突围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南昌市。
蒋介石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下令立即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对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并“御驾亲征”。他拉出一副决战的架势，要在战场指挥的才能上与毛泽东一比高低。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发誓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完此素愿，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周期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这次集结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余万人。为寻求同第一方面军主力作战，蒋介石不惜付出重大代价，特从中原战场上调来其嫡系精锐部队五个师十万人。
国民党集结的兵力在数量上超过红军十倍，并配有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还聘请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谋策划。
七月一日，蒋介石签署了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以四路进击军和三个军团，共七路人马，如犬齿狼牙一般由北向南猛插，贯穿赣南苏区，直抵赣南后部。其作战意图是：“分路围攻，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再图根本肃清。”
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一改过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于是便有了担任主攻的左翼集团军七个师从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石城进发，寻找位于建宁地区的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七个师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南进。
面对强敌又一次地大举进攻，毛泽东在南丰县康都召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扩大会议，着重研讨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
总前委虽然已预测到国民党将要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他来得如此迅猛。从第二次“围剿”失败到第三次“围剿”开始，只相隔一个月。由于时间仓促，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工作还很不充分：指战员苦战之后尚待休整；三万多人的红军急需补充；部队远离根据地，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尚未集中起来。
然而，总揽全局的毛泽东却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着部队收缩集中。七月十日，毛泽东和朱德冒着炎风酷日，率部从建宁地区分路出发，沿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经宁化、长汀、瑞金，避开敌之前锋，于二十二日抵达雩都县北部银坑地区，与在广西暴动诞生的由军长李明瑞、政委葛耀山领导的红七军以及原驻赣南的红三军会合。红七军被编入红三军团，一起参加这次反“围剿”作战。
部队昼伏夜行，继续转移，于七月二十八日到达兴国县高兴圩地区，从而完成了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下一步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结到他们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调集九个师的兵力，分多路向兴国猛扑而来。他们采取“撒网式”战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八月三日，蒋军第一军团三个师进至崇贤，由赵观涛率领的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和第九师）到达兴国，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到达富田，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正向良村、莲塘运动中。
强大的国民党军已占据了东南与西南战线，形成了钳形阵势，正在对兴国实施包围，形势非常严峻。毛泽东大胆深入、迫敌而居的战略战术，毕竟是一着胜负未卜的险棋，这对处于弱势的红军而言，不能不说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
红军主力被国民党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不足十公里的狭小范围内，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如果敌人不是“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三股敌人同时猛压过来，红军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能否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转危为安，此刻成了他思考的重要课题。
料敌即先、临危果断的毛泽东常常有惊人之举，他似乎根本无视恶劣环境的压力，潇洒自如，大张大合，势如“天马行空”。他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世界里，险境是一个可怕的魔域，同时也是一个变幻的仙境，在中外兵书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屡见不鲜。
在兴国红军总部，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仍不忘读书学习，他手里捧着一本《资治通鉴》，桌上还摆着《孙子兵法》和已打开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原来毛泽东正在备课，他打算结合第一、二次反“围剿”的经验，给红军的领导干部上一堂中国革命战略战术的军事课。
聚精会神的毛泽东被咚咚的敲门声惊扰，情报参谋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报告最新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只是“哦”了一声，又继续埋头读书写稿，竟然把情报参谋晾在一边不管了。
情况万分火急，毛泽东必须迅速决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情报参谋故意咳嗽两声，见毛泽东毫无反应，便硬着头皮说：“总政委，敌人……”
“怎么，你还没有走啊？”毛泽东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直起身子喝了一口茶，皱皱眉头说，“知道了，敌人兵分三路，中路军何应钦部直指宁都和广昌；左路军朱绍良部从我东北方向攻来，欲占宜黄和南丰；右路军陈铭枢部沿赣江溯流而上，已占领了吉安……还有什么？”
情报参谋原以为忙于写作的毛泽东没有留意他的汇报，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听见了，而且还记得只字不差，他既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对不起，毛政委，打扰您了。”
毛泽东微笑着挥挥手：“没什么，你去吧！”
太阳像一团烧焦了的火炭，带着微弱的红光坠入西山。夜色越来越浓，大地像被盖着一口铁锅。一盏德国造“狮头牌”马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毛泽东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代表敌军进攻的蓝色箭头从周围射向兴国这个弹丸之地。地图前，红军各级指挥员正在专心致志地听毛泽东讲话，仿佛忘却了正从四面八方杀奔而来的敌人。
毛泽东边讲边做手势，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因此，把敌人放到面前来，然后再利用我们地形熟悉、山区又易于隐蔽等有利条件，大胆地从敌人未曾合拢或难以合拢的地方穿插过去，然后转内线为外线，由西向东，向敌人后方猛扫。等敌人回头向北，必甚疲劳，我们再乘隙打其可打者……
毛泽东讲的这一课，既是对前一战役的科学总结，又是当前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把这即将展开的运动战形象地比喻为“磨盘战术”，即大胆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像牧童牵牛一般拉着敌人团团转，然后乘其不备痛痛快快地打它个歼灭战。
经过一系列的动员和准备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从兴国出发，由万安附近绕向北边的富田去打击敌人的尾部。可是部队还没走出一天的路程就被敌人发觉了，蒋介石马上派出他的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两个师赶到富田，加修工事，准备迎击红军。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消灭敌人。他命令部队东移莲塘去攻打由北而来的弱敌上官云相、郝梦龄及毛炳文，由红十二军将敌主力引向东面，而后再悄然回师兴国，以逸待劳，伺机歼敌。但是去莲塘的路上，南有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东有蒋鼎文和韩德勤的九师和五十二师，中间只有不到四十华里的空间。有人担心地问：能从中间插过去吗？
红军内部开始对毛泽东的这一冒险做法提出了疑问，有人喻之为钻“牛角尖”。但毛泽东却把敌我双方的条件都分析透了：苏区人民拥护红军，消息可以封锁住；两翼之敌虽然相隔不远，但各怀鬼胎，只图实力自保，不会尽力相助。因此红军一定能够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并回过头来围歼敌人。
“四十里，宽得很呢！”毛泽东用两手比画一下，“大路分两边，各人走一边嘛！现在敌人正在两边修筑工事，准备围攻我们。那么好吧，他修他的工事，我走我的路嘛！”
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在高兴圩休息一天，然后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后悄悄东进，在夜深人静之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穿插而过，八月六日中午顺利地转到了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红三十五军跳出包围圈以后，迅速向西面的万安急进。白天行军恰遇敌机侦察，部队立刻拉开距离，打开旗子，专走土路，战士们跳跃前进，故意虚张声势，只见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声势浩大，犹如一支几万人马的大军。飞机转了几圈，就调头向南昌报告去了。
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了过来，遂决定集中兵力彻底消灭之。八月七日拂晓，毛泽东、朱德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该旅和一个侦察营，其旅长谭子钧被击毙；八日奇袭郝梦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一举击垮；然后急奔三天赶到黄陂，毫无战斗准备的毛炳文师看到红军如神兵天将突然杀到了门口，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初，红军三战三捷，缴枪逾万。红军大获全胜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响彻在赣南山区上空。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被红军的出奇制胜吓了一跳，他一边发出急电命令各路“进剿军”向黄陂合击，一边准备飞回南昌亲自坐镇指挥。
在敌军指挥部里，站在军用地图前的何应钦按照前方战况插上最后一个蓝色箭头，转过身来对坐着纹丝不动的蒋介石说：“共军看来是插翅难逃了。不过也不能大意，前几天在兴国，就让他们钻了空子，跑出来咬了我们几口。”
“咬一咬也好，”蒋介石紧绷着的脸像一个苦瓜，“要不然你们不晓得共军的厉害！”
在蒋介石与何应钦紧锣密鼓的催促下，各路“讨伐军”步步逼近红军的占领区黄陂，他们痛下决心要剿灭红军，活捉“朱毛”。
紧张空气在红军官兵中又一次传开，有的在议论：赶快转移吧，趁现在敌军还未合拢，快点钻出去，不然就来不及啦！
可是毛泽东以“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魄力和胆识，作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原地休息，让大家放心地睡大觉，等养足了精神再去打仗。
令人烦躁的三天休息时间终于过去了，红军各部按指定的路线出发，迎着由西向东开进的敌军，在他们之间十公里间隙的尖岭向西急进。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红军翻越了几座大山，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山谷里隐蔽待机。
夜间的山谷谷底，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静得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红军在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各级领导坐在一盏马灯周围。朱德戴上眼镜，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说：“最后得到的情报是这样的，这边和那边的敌人离此地都只有十五里，只有兴国方向有二十里路的缺口，还没有合拢……”
经过半小时紧张的讨论，毛泽东总结道：“就这么定了，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着走，牵得越远越久越好；我主力趁机由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包围圈，然后进到泰和附近，在那里隐蔽休整，以逸待劳，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驾驭形势的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红军渡过难关，一次又一次地使红军转危为安。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整个过程，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的。毛泽东不但指挥着自己的部队，同时也在指挥着敌人，国民党军也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步一步行动的。
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领部队一路扬旗吹号，虚张声势，摆出主力部队的架势，从黄陂、安福，经白沙、藤田，一直进到乐安县的大、小金竹一带。国民党军果然产生了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急调卫立煌率总预备军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赵观涛和陈诚率一、二路进击军追击。
红军见敌人上钩了，便依计而行，一路翻山越岭，专走险路。时值盛暑，尾随之敌几十万人辗转于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小道，忽东忽西，忽上忽下，被红军拖得饥疲沮丧，正如国民党军官的一封家信中所云：“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行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吸烟，不准发出大的声响。红军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之间不足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悄然穿过，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国民党的“进剿军”像瞎子摸鱼一再扑空，使他们筋疲力尽，穷于应付。敌人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同红军作战。就在这个关节眼上，蒋介石又后院起火——两广陈济棠部和李宗仁部已攻入湖南；北方石友三也于河北率部南下直插徐州、南京。于是蒋介石无心恋战，不得不下令撤兵回营。
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时机。红一方面军在泰和、兴国、东固等地迅速发起反攻，给敌人以重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共歼敌十七个团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两万余件，子弹三百万发。
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经过两年艰苦开拓，终于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于毛泽东是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众望所归，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今晚只唱借东风
一九三二年元旦刚过，就在瑞金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夺取中心城市，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的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只有赣州守敌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也联系不多。这样，会议就集中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是章、贡两江汇合处，城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坚固，不易攻破；敌人又筑有工事，城墙内外深沟高垒，不易于组织突击。整个形势是易守难攻，所以向有“铁赣州”之称。
敌金汉鼎的三十四旅马昆部的两个团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城内还有从赣南逃亡而来的地主武装约五千人，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总共有枪一万余枝。由此可见，赣州城内兵力雄厚，加之地势险要，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反动堡垒。
在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既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保守估计，更不赞成攻打赣州的冒险举动。他认为，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尚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红军一方面利用休整时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和发展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准备；另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最后，毛泽东提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朱德也不同意打赣州。
彭德怀则认为：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的，而且夺取该城后，对赣江东西两岸的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发展都是有利的。
然而，北距赣州不远的吉安，就有陈诚的三个师和两个独立旅，西南之南雄、大庾一带有陈济棠的部队二十多个团。这些敌人正在窥视红军的一举一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的可能。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坚持要打赣州，并严厉批评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他们“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
从这一错误的估计出发，《训令》提出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任务：
第一，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努力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地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
第二，继续着一九三一年的工作，贯通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地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大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红七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组成；红七军一部分为攻城部队，一部分为监视部队；红四军为地方工作部队；任命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七个独立师组成，主要担负警戒、打援等任务，以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三军、红十二军、红十六军和红五军团组成，命令红三军临时担负消灭宁都、雩都的残余地主武装；红十二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活动，巩固和发展闽赣苏区；红十六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五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从这次制定的军事部署，不难看出中革军委是动员了红军的全部主力，完全是把攻打赣州当作主要战役来打的，同时又把赣州当作敌人的一般设防城市。他们错误地认为不管是采取突然袭击还是强攻战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赣州”。
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立即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在扫除敌之外围据点之后，于二月三日攻打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并迅速抢占两地制高点。
接着各部队按军委训令要求进入阵地：攻城部队占领了赣州城东南面的阵地；总预备队集结在沙石埠；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线；地方工作队亦到了南康、大庾一带开展工作。攻城的主力部队（五军团后亦调往前线）达到两万余人。
红军包围赣州城后，守敌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以负隅顽抗。
红军在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从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先后四次发动了挖地道爆城进攻，在付出损失一师兵力的惨重代价后，虽然破开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三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
此时，敌人援兵陈诚、罗卓英部所属的三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已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岭，粤敌亦北上至大庾、九渡水一线，形成了对攻城部队的反包围之势。红军在战略上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在赣州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停止战斗，于三月七日撤至赣州城东的江口地区集结待命。
一般来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然而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屡遭沉重打击。在那次批评毛泽东是“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思想不通，郁闷成疾，于是登上了瑞金东郊的东华山，在一座久无僧道的古庙里休息养病。
毛泽东身在东华山，心系赣州城。他每天都在挂念着苏区的安危，红军的命运。每当山下来人，他都不厌其详地打听山下的情况。山下送来的文件和报纸，他都一份不落地仔细阅读。
三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一个突发事件结束了毛泽东五十来天的东华山休养生活。那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上时事课，忽然值班警卫跑过来报告，说有两个骑马的人正朝山上走来。
毛泽东出门一看，原来是积极主张攻打赣州的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远道而来，想必有要事相商。
果然不出所料，心怀内疚的项英爬到山顶，未歇一口气，未喝一口水，就从口袋里掏出中革军委的一封急电，气喘吁吁地说：“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出项英的来意，因为他一直在关心着红军攻打赣州的进展情况。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快去前线参加决策。”项英的面部表情多多少少带点无奈和尴尬。
毛泽东听项英介绍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我军处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满口答应：“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项英一走，毛泽东收拾一下文件，当天就要下山。正在这时，狂风呼啸，乌云翻滚，一场大雨倾泻而下，贺子珍劝毛泽东晚走一天，别让大雨淋出病来。
“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毛泽东说完，打着一把雨伞，迎着急风暴雨下山去了。
毛泽东一到军事指挥岗位，立即显示出他那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不顾下级对上级“发号施令”之嫌，直抒运筹之意，力陈布阵之策。三月七日，朱德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下令撤出阵地，红军主力向赣州以东以南地区转移。
三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又一次提出红军应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
当然，毛泽东也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的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认为即使打下了赣州，红军也无法守住。
然而，苏区中央局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们仍不记取赣州城下蒙受重创的惨痛教训，一味地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错误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于三月十八日发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以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大军夹江而下向北发展。
随中路军行动的毛泽东，在进军途中再一次建议部队要向闽西发展，并得到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坚决支持。随后，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四人联名向中央局建议，力陈向闽西发展更为有利。中央局最终批准了毛泽东的建议，遂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开进。
东路军到达长汀后，毛泽东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向闽南发展，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东征动员以后，毛泽东一面命令一军团开赴新桥去迷惑敌人，一面致电中央局建议以东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得到中央局的同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东路军执行攻打漳州的任务。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带着警卫排从汀江星夜赶往上杭。
这是一个月落星没的夜晚，江面上漆黑一团。几条小船被牢牢地拴在岸边的木桩上，小船被风浪拍打着，身不由己地左摇右晃，发出叮叮咚咚的碰撞声。岸上静无一人，船工都回家睡觉去了。
警卫战士从附近村庄找来了船工，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艄公大声说：“今晚风浪太大，又没有月亮，看不清江面，能不能明天早晨再开船。”
“老人家，等不得呀！今晚就辛苦您一趟了。”毛泽东祈求道。
“风浪太大，夜间行船太危险，搞不好会船翻人亡的呀。”老艄公面带难色。
毛泽东笑着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喽！”
话已说到这个分上，老艄公觉得红军确实有急事，就没再说什么。
毛泽东带领警卫排分乘三条木船，随着一起一伏的浪涛向前漂流。进入山峡前，风大浪高，江水像雨点一样溅在战士们身上，衣服湿淋淋的。木船开始进入白区，大家紧紧抓住船舷，望着黑浪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心里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木船进入山峡后，浪头稍微小了一些，大家赶紧把舱内的积水舀出去。砰----从山谷传来一声刺耳的枪响，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东岸的山腰上闪现着十几处灯火，像聚集成堆的鬼火一样飘来飘去。紧接着西岸山上也打了两枪,随后子弹一齐向江中射来，从头顶嗖嗖飞过，好像敌人已发现有红军的船只在通过。大家立刻掏出驳壳枪，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好了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
他们腾出船上仅有的一处没水的地方，让毛泽东和随行的陆定一坐在那里，周围蹲着几个战士加以保护。然而，毛泽东并不紧张，就像没事一样东看看西瞧瞧，他叫大家把枪收起来，不慌不忙地说：“不用害怕，他打他的冷枪，我们开我们的船。当年打白匪，从长沙往株洲撤退时，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裤腿上还钻了两个窟窿，可连我的一根毫毛都没伤着，敌人的子弹哪里会认识我毛泽东！”
毛泽东抬起头来又向打枪的地方望了一眼，接着说：“敌人打冷枪可能是在搜索目标，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
大家听了毛泽东这番风趣幽默的话语，紧张的神情顿时轻松了下来。深更半夜，掌舵的老艄公搭上了腔：“苏区老表有胆量，破浪乘风渡上杭！”不久，红军乘坐的三条木船驶出了白区，来到了才溪乡，这时黑糊糊的夜空渐渐淡化了，东方露出熹微的曙光。
船到上杭，毛泽东拉着老艄公的手说：“老伯，谢谢您。您真是这江上的老英雄啊！”
老艄公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摆手说：“英雄不是我，是咱红军，是毛主席！毛主席领导红军三打闵西，我们穷人才翻身得解放啊！”
老艄公哪里知道，这次夜航，坐在他船上的红军首长就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整整一夜，毛泽东都紧紧地抱着灰布挎包，并用毯子遮盖着，包里的文件、电报、地图一点都没有湿，而自己的衣服却湿透了。警卫员打开米袋，发现里面的炒米都成“泡饭”了。毛泽东让大家休息一下，把湿衣服脱下来拧干以后再穿，以免着凉造病。
毛泽东一到上杭，就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随后致电周恩来：“敌人一部即入闽，我直捣漳泉的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行军……于十四日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
四月十九日，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亲自指挥下，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了攻击，于第二天占领了漳州城。此战，红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七十余人，还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军用物资。
子弹与我毛泽东无缘
一九三四年九月，蒋介石调集十倍于红军的百万兵力，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分六路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由于博古、李德推行“用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致使战局连连失利，红军伤亡过半，根据地损失殆尽。
当时，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被博古打成“宗派主义”剥夺了军权，并以“身体不好”为由强迫到云石山的一座古庙里休养。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的毛泽东表面上自在山林，闲来无事，而实则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政治上的和身体上的双重打击并未击垮意志坚强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红军的创建人，他也不可能因此而消极沉默。眼看着前线一天天吃紧，根据地大片大片的丢失，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战死沙场，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于是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去赣南省视察。
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还向毛泽东交代两项任务：一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二是给留守的干部讲一次话，并说“你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由你出面讲讲形势，可以统一大家的思想，提高坚持斗争的信心”。
周恩来的支持和信任，使长期被冷落的毛泽东受宠若惊。“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心情激动的毛泽东带上秘书、医生和警卫班，一大早就下山了。他们踏着晨露，迎着朝霞，风尘仆仆地往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雩都（今名于都）进发。
赣南省刚成立两个月，统辖雩都、登贤、赣县、杨殷四县及两个游击区，全省人口不约四十万。
省苏主席钟世斌热情接待了毛泽东，把毛泽东安排在城北门的何屋。毛泽东虽然一路鞍马劳顿，筋疲力尽，但情绪很好。他一到雩都就接连召开了几个会进行调查研究，还找了一些来自敌占区的商人及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军的实力和动向。
一天晚上，毛泽东从赣南省委一位同志那里了解到，登贤县在肃反工作中敌我不分，乱捕、乱杀、乱打，使不少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惨遭杀害。现在，登贤县人心惶惶，干群关系也相当紧张。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非常痛心，认为这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大敌当前，革命队伍内部应上下齐心，干群之间应相互信任。他支撑着病体，让警卫员拿来笔墨，赶紧给登贤县苏维埃写了一封信，命警卫员马上送去。
登贤县小溪圩距雩都县城五六十里，沿途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往返需要一天时间。当时形势吃紧，敌情复杂，毛泽东还在病中，警卫员不便离开他，就婉言建议：“主席，是否让其他同志送去?”
“为什么?”毛泽东反问道，神情严肃。
“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警卫战士的职责。我走后您要是遇到什么危险，那我怎么向党交代?”忠于职守的警卫员说出自己的理由。
毛泽东见警卫员面有难色，便态度婉转地说：“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对革命者的起码要求。登贤县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尽早纠正，否则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损失。这封信务必在今夜送到!”
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重如千斤。警卫员缓缓抬起右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双手接过信，转身走出房门，像敏捷的松鼠儿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中共登贤县委立即召开全县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信很快产生了作用，登贤县乱抓乱杀的现象得到的有效遏制。
一天，毛泽东来到竹林村。他一进村就不分早晚地忙于开会、调查、分析情况，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头的忧虑。但万般忧虑依旧涌上心头，耗尽了他的体力和心力，一直没有断根的疟疾又发作了，病魔再一次把他击倒在床。
一夜工夫，毛泽东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被烧得通红。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赶紧给毛泽东打针吃药。毛泽东额上敷着冷毛巾，但高烧依然不退，一连三天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喝几口米汤。
毛泽东的秘书和警卫员向中央报告病情，在张闻天的一再催促下，第三天晚上傅连璋才骑着骡子赶到雩都。这位中央红军医院的院长直奔毛泽东的病榻，一测体温，四十一度!
毛泽东一见到傅连璋，就焦急不安地恳切道：“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请你想想办法，这里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啊！”
“好，我尽量想办法。只要高烧退了，问题就不大了。”
傅连璋下了重药，他给毛泽东加服了双倍的奎宁药片，还注射了奎宁药剂和咖啡因。
第二天，毛泽东的体温开始下降，病情略有好转；第三天，体温恢复到正常人的三十七度。毛泽东握着傅连璋的手十分感激地说：“傅医生，谢谢你，你是‘红色华佗’啊，说到做到，果真三天把我的病治好了！”
傅连璋看到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强撑病体要下床工作，就上前劝告他多休息几天，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毛泽东却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一天下午，毛泽东向竹林村赤卫队长黄银娃了解情况，当听说本村有一个老学究罗自勉时，毛泽东顿时来了精神，忙问：“他住在哪儿?能见见他吗?”
“能，他家离这儿不远，我领你去。”黄银娃爽快地答道。
村东头的半山坡上，有一个用竹篱笆围成的农家小院，孤零零的像一座土地庙。院内翠竹婀娜，绿阴掩映，倒也显得清雅幽静。
“好地方啊！古人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毛泽东轻轻推开竹门，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端坐于院当中的石桌前，正用麻刷蘸水练习书法呢。毛泽东凑上前去拱了拱手，毕恭毕敬地喊道：“罗老先生，您好哇！”
罗自勉像一尊塑像头不抬身不动，没有丝毫反应，握麻刷的手还在飞快地舞动着。黄队长抱歉地对毛泽东说：“老先生耳背，可能没有听见。”
毛泽东摆了摆手，转到老先生面前，脸带微笑深深鞠了一躬。罗自勉这才抬起头来，放下手中的麻刷，双手向胸前一抱朗声说道：“先生大礼，实不敢当，羞煞老夫也。”
毛泽东拿起麻刷，在石板上刷刷写下一行字：“学生毛泽东特来登门讨教。”
看到笔走龙蛇、遒劲有力的一行狂草，罗自勉不由得微微一怔，他万没想到这位衣着朴素、谈吐谦和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于是连声说道：“主席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罗自勉搬来竹椅让毛泽东坐下，又拿来茶碗和烟筐请毛泽东吃茶吸烟。他们被烟茶的香味舒服得打开了全身的毛孔，就这样悠然自得地聊了起来，从《周易》聊到老庄，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投机，有些话语还不时擦出火花。
转眼间，太阳西沉，晚霞先是把整个山寨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之中，紧接着好像有一张纱幔悄无声息地把竹院笼罩住，竹林由绿中带红一下子变成了黑色，好似一幅轮廓模糊的水墨画。
“听说你会望诊，不用号脉就知道病情，是真的吗？”毛泽东转换了话题。
“那还能假，望诊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精华。”老人似乎悟出了毛泽东来访的真实目的。
“我近来偶有小恙，”毛泽东以恰到好处的谦恭掩饰着内心的好奇，“你能为我望诊一下吗？”
“你有医院，有名医，有西医，还用得着我这个老朽献丑。不过，你脸色苍黄，说明津液失调，心神抑郁，除恶性疟疾之外，肺亏肾虚……”
此时，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手提火铳枪，闪身躲进竹院旁的竹林里。他弯着腰轻轻地分开竹丛，像野猫一样敏捷地靠进竹院，几只被惊飞的麻雀喳喳地提出“抗议”。
站在竹院外边负责警戒的小张十分警觉地盯着发出声响的竹林，大声喝道：“谁?”
那人像卧地虎一般把身子低落下来，敛声息气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阵微风掠过，整个林子在瑟瑟发抖。看见没人过来，那人趁机在竹丛的缝隙中向前匍匐爬行。山花、野草都被他压在身下，脸上、手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叶。他顾不得这许多，只是神情紧张地盯着前方。
终于，他发现了目标，两眼喷出血一般的愤怒火焰。他迅速从竹丛中跃起，恶狠狠地举枪瞄准毛泽东的头部，用力扣动了扳机……
此时，院子里的毛泽东和罗自勉仍在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丝毫没有察觉竹林里发生的一切。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竹林村宁静的上空，也打断了他们的谈兴。
“发生了什么事？”毛泽东问站在院外的警卫员。
小张匆忙来到毛泽东跟前，神情紧张地说：“报告主席，山上有一个反水的老表，警卫排追过去了。”
毛泽东缓缓站起来，朝枪响的方向瞟了一眼，用平缓的口气对小张说：“不要紧张嘛，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家门口。”
“那也不能大意，说不定是冲着你来的呢！”罗自勉被吓得脸色灰白，说起话来声音有点发颤。
“国民党还没有学会游击战，现在是自家人打自家人，这是个悲剧啊！”毛泽东叹口气，忽然又向警卫员摆摆手，“告诉你们排长，不要打死这个老表，要劝他放下武器，把他带过来见我。你去吧!”
刚才发生的一切，罗自勉都看在眼里，毛泽东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非凡气魄使饱经世故的老先生肃然起敬。但他对毛泽东的安全仍放心不下，“主席，咱俩还是进屋里聊吧!”
“不必了，外边很风凉，没什么事的。你不为政，不晓得为政之难。老表反水，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他可能有些什么冤屈，也许是走投无路被逼上了梁山……”
正在两人谈得起劲时，警卫员把刺客带上来了。这个人五大三粗的人像粽子一样被五花大绑地捆着，领子被扯破了，嘴角上沾着的泥土搀着脸上伤口流出的鲜血变得殷红了。
刺客一见到毛泽东，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就射出了仇恨的光芒。他声嘶力竭地叫道：“毛泽东，算你命大，实话告诉你，我是冲着你来的。可惜啊，这一枪是个瞎火，不然……”
“不是瞎火也不见得能打着我，子弹与我毛泽东无缘！”这话不假，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如昨”，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从未受过一处枪伤。
毛泽东用手捋了捋头上的长发，语气平缓地问：“我是你们的政府主席，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加害于我呀？”
“你们不要我活嘛！”
“哟，这个问题可严重了，是不是村苏维埃得罪了你?”
“是的，我也是穷苦人啊，我本来是拥护苏维埃的！”
“于是你就把这笔账算到了我毛泽东头上。你是哪个村子的?”
“就是这个村子的！”
“叫什么名字?”
“宋雨来！”
“哦，雨没送（宋）来，倒送来一颗子弹！”毛泽东开起了玩笑。
“唉，我认识他。”罗自勉长叹一声，“他本来是一个好小伙子，老实巴交得只比木桩多了两条腿。他种田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问：“那你为什么要反水呢?”
“主席，我冤枉啊！”宋雨来见毛泽东没有怪罪他，内心激动，顿时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他噗通一声实实在在地跪倒在毛泽东面前：“你要为我做主啊！”
毛泽东命令：“快给宋雨来松绑！”
警卫员只好遵命，迅速解开绑在宋雨来身上的麻绳。毛泽东安慰他说：“有苦就诉，有冤就伸，你站起来慢慢说。”
宋雨来收泪止哭，犹如竹筒倒豆子把他的冤屈一下子都说了出来。原来，宋雨来曾是中央苏区小有名气的劳动能手，他的老婆也非常能干。他家的粮食产量曾在全乡居于首位，一年能交二十多担公粮，生活自然比别人富裕一些。按规定本来是可以评上劳动模范的，可是第二次土改重新划定成份时，村主席王虎林竟把他划成了富农，不仅分了他家的浮财，还把他家的土地没收了交给自己的弟弟王啸林种。
眼看着即将收获的麦田被王啸林掠夺而去，刚烈自负的宋雨来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你想霸占我的麦田没那么容易！他一气之下把金灿灿的麦田烧了个精光。
一夜之间，宋雨来成了破坏苏区建设的现行反革命。王啸林带着赤卫队要逮捕他，他逃进了山林，他的老婆为掩护他被当场活活打死。家破人亡的悲剧使宋雨来痛不欲生，他丧失了理智，一心只想报仇雪恨。
宋雨来听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了竹林村，他认为他的悲惨遭遇就是苏维埃主席制定的政策造成的，“冤有头，债有主”，他要向毛泽东讨还血债……
毛泽东听了宋雨来的诉说，很同情他的悲惨遭遇。于是，立即派人把村主席王虎林找来，当场进行断案：宋雨来原系下中农，经过辛勤劳动上升为富裕中农。既然是中农就应该按中农来对待，不能谁富就打谁。革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嘛！王虎林，你作为一村之长，把村里中农打完了再打贫农，整天靠打别人的财产过日子，谁还会积极发展生产?
毛泽东拿起毛笔边写边说：“王虎林，我现在就写个政策给你，你带回去念给全村群众听，不许改动，要原原本本地念。”
然后毛泽东吩咐王虎林在两天之内把土地还给宋雨来，又转过身来对宋雨来说：“两天后，他再不把土地还给你，第三天你就到县城何屋来找我！”
“毛主席，您是我的大恩人啊！”感激涕零的宋雨来又要给毛泽东下跪，却被毛泽东制止了。
毛泽东通过在雩都农村调查，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导层，而且也严重地存在于农村土地革命中。陈独秀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葬送党、葬送革命，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样也能葬送党、葬送红军和葬送革命。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无尽的昏迷过后，时宇猛地从床上起身。想要看最新章节内容，请下载爱阅小说app，无广告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内容。网站已经不更新最新章节内容，已经爱阅小说APP更新最新章节内容。
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
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这是哪？
随后，时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
一个单人宿舍？
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
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
带着疑惑，时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
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外貌很帅。
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爱阅小说app，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
之前的自己，是一位二十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
而现在，这相貌怎么看都只是高中生的年纪……
这个变化，让时宇发愣很久。
千万别告诉他，手术很成功……
身体、面貌都变了，这根本不是手术不手术的问题了，而是仙术。
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穿越了？
除了床头那摆放位置明显风水不好的镜子，时宇还在旁边发现了三本书。
时宇拿起一看，书名瞬间让他沉默。
《新手饲养员必备育兽手册》
《宠兽产后的护理》
《异种族兽耳娘评鉴指南》
时宇：？？？
前两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最后一本你是怎么回事？
“咳。”
时宇目光一肃，伸出手来，不过很快手臂一僵。
就在他想翻开第三本书，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他的大脑猛地一阵刺痛，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冰原市。
宠兽饲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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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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