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从而宣告结束了红军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被强行叫醒，迅速转往防空洞。看到毛泽东的窑洞被炸得一塌糊涂，警卫员直冒冷汗。他喃喃自语道：好悬乎啊，幸亏主席搬走了……
井水不犯河水
当国民党高双成部袭击瓦窑堡时，红一方面军正在酝酿西征。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陕甘宁边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向西退至磁窑，然后转往保安。于是，中央机关就在这个被誉为“保障安全”的小城安顿了下来。
保安位于延安西北，原来是唐朝抵御外敌的军事要塞。一九三四年改称“赤安县”，一九三六年又易名“志丹县”。志丹，即红军著名将领刘志丹，保安人氏。今年四月，三十四岁的刘志丹将军在东征时不幸阵亡，为纪念这位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中共中央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家乡。
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小县城，自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进驻以后，一夜之间便成了举世瞩目的“红都”。虽说小小的保安无法跟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相比，毛泽东所住的那口十分简陋的石窑也无法跟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相比，但这里毕竟也是一个首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主席就是毛泽东。
保安县城在小石山、太平山、瓦窑山的环抱之中，毛泽东住的窑洞就是在小石山下的石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排五孔，除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以外，警卫班、担架班、特务班也都住在这里。
这样的石窑阴冷潮湿，夏天还好过一点儿，冬天就冷得让人伸不开手了。可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地办公写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这座石窑里诞生的。毛泽东写好一段，就去给红军大学的学员们演讲一段，贺清华等随从的警卫员也在旁边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都知道毛泽东讲的是革命斗争的法宝，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看到毛泽东被冻得不停地搓手跺脚，警卫员就在办公桌下放一个炭火盆，让他把脚放在火盆旁烤火取暖。有一天晚上，聚精会神思考问题的毛泽东不知不觉把脚伸进了火盆，棉鞋被烧了个大窟窿。贺清华发现后赶快过去扑打，嘴里连声说：“主席，快，快！着了，着了！”毛泽东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随后又安慰贺清华：“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着脚，不要紧……”
十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从而宣告结束了红军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十一月十二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从南京飞抵洛阳，亲自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他在平汉线和陇海线集结了二百六十多个团三十多万人的兵力，还向西北地区调集了数百架飞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大有非消灭红军、荡平陕北不可的势头。
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军又一次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在城北的那座石窑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几乎日以继夜地分析研究敌情，制定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案。
十二月七日上午，天气格外晴朗，碧蓝的天空犹如一潭秋水穹覆在人们头顶。保安城和往常一样平静祥和，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战争将临的气氛。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和朱德，从毛泽东那里回到自己的窑洞准备休息。
忽然，三架国民党的轰炸机从城南太平山背后偷偷蹿出来，像三只可恶的秃鹫在保安城上空盘旋。城里的老百姓从未看到过飞机，不晓得这三个黑糊糊的发出巨响的怪物是什么东西，纷纷走出家门看个稀罕。只见这三架飞机把头一低，尾巴一翘，便像毒蛇似的吐出一条条火舌来。毫无防空知识的老百姓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跑，于是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闹声，加上飞机的怪叫声和机枪的点射声响成一片，保安城内顿时乱作一团。
敌机对准地面上的目标来回不停地俯冲扫射、投弹，刹那间响声震天、地动山摇，好像发生了七八级地震，窑洞被震得直掉沙土，窗户被震得吱吱乱颤，整个山城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
正在休息的警卫员心像拉紧的弓弦，不顾敌机在狂轰滥炸，箭也似的冲向毛泽东的窑洞。但眼前的情景却令他们目瞪口呆，只见毛泽东在他的办公桌前稳如泰山地端坐不动，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似乎外面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警卫员见此情景又惊又喜，焦急地说：“主席，这么危险，您还在办公?快到外边去避一避吧！”
“怕什么呀！他投他的弹，我办我的公，井水不犯河水嘛！”毛泽东说完，向窗外扫了一眼，又继续低下头工作起来。
这时，敌机似乎察觉到这排窑洞应是攻击的主要目标，更加放肆地冲着窑洞疯狂地轰炸起来。在毛泽东窑洞左边二局的电台附近接二连三地落下了几颗炸弹，右边的贸易部院子也落下一颗炸弹，震得窑洞嗡嗡直叫，沙石、泥土落了一桌子，窗户被横飞的弹片和溅起的碎石打得稀巴烂。
但毛泽东依然如故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轻轻拂去文件上的沙土，从窗口向外看了一眼飞过去的敌机，以鄙视的口吻对警卫员说：“随它怎么投去吧！它就是投下一万颗炸弹，也奈何不得咱们的石窑。保安的石窑安全得很，保安，保安，我们有安全保障嘛！”
警卫员听到外面又响起了爆炸声，看着窑洞顶上的沙土直往下落，一个个提心吊胆，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眼下，他们顾不上责怪自己没有早一点给毛主席挖个防空洞，个个急得滚油浇心，却又束手无策。
毛泽东看完了文件，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土，走到窗前乐呵呵地说：“不要害怕，保安的窑洞坚如磐石，国民党的飞机对它是没有办法的。”
“主席，请到窑洞里面站，前边太危险。”一个警卫员提醒道。
毛泽东朝他摆摆手，从褪了色的军装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衔在嘴上，用火柴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走到军用地图前注视着眼前红蓝分明的箭头，轻蔑地说：“老蒋想用飞机轰炸保安，取我毛泽东的性命，我看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
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十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
毛泽东看完张学良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认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中共对于张、杨应取支持的态度，提议派周恩来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
“他来了，一切都有办法了！”张学良得知中共拟派谈判高手周恩来去西安，非常高兴。于是马上下令刘鼎派专机去接周恩来。
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专机，由于无法着陆，徒劳而返。
保安乃陕北偏僻小县，交通十分不便。如想尽快赶往西安，看来只有取道肤施（延安），从肤施再乘飞机飞往西安。
十五日清晨，面容青癯、满腮黑须的周恩来带领一队人马顶风冒雪向肤施进发，同行者中有穿梭于南京、保安之间的中共秘使张子华，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还有负责护送的一连红军。
由于山道积雪太厚，他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抵达以腰鼓闻名的安塞县城。翌日，又花了一天时间在雪路上向南行进，傍晚时分抵达肤施北门外，与江华（黄春圃）部队会合。
周恩来告诉江华，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准备收缩兵力以对付进攻西安的蒋介石军队。驻守肤施的西北军也要撤防，毛泽东决定抢占肤施！周恩来还说他一路上很着急，担心红军把张学良的专机给打下来。
江华马上报告周恩来，今天下午来过一架飞机，那飞机绕着肤施低空转了几圈，就飞走了！
周恩来一听深感遗憾！因为已与张学良约好如果机场上出现“天下”二字，专机即可平安降落，显然下午来的专机没有看到这个标志才飞走的！看样子，坐飞机去西安已不可能，周恩来决定改乘汽车。
就在这时，白志文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你与黄春圃协同，立即占领肤施。占领肤施后，你任城防司令，黄任政治委员。”
第二天凌晨二时，红军末发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肤施，从此肤施改称延安，即以界内延水为名。
对于中共来说，西安事变尚无眉目，却先赢了—步棋——占领延安！陕北是我国重要的人文胜地，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及其部落就曾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黄土地上生息繁衍。雄踞陕北高原中部的延安比保安大得多，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保安的冬天，寒彻肌骨。黑色的夜幕笼罩着远远近近的山村，笼罩着保安的每一片空隙。毛泽东裹紧了大衣，在院子里一边度步一边思忖着：保安这地方太偏僻了，与外界联系不大方便。他决定迁“都”，将红都从保安移往延安！于是他收住脚步，转身走进窑洞，把微弱的灯火拨亮，挥毫签署了迁都延安的命令。
中央各机关自接到迁都命令后都迅速行动起来了，他们或召开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或打扫周围的环境、送还借自群众的东西。大家马不停蹄地跑进跑出忙活着，但心里都兴奋不已，因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转移。
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赶写文章，贺清华推门进来送开水。毛泽东搁下笔，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一下，借老乡的东西要物归原主，损坏的东西要照价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
“主席，往哪里搬？”贺清华甚觉突然。
毛泽东笑了笑，秘而不宣地说：“往陕北最大的城市搬，那里有飞机场，有商店，有大马路，总之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
贺清华猜了一句：“是不是要搬到延安去？”
“猜对了，我们就是要搬到延安去。”毛泽东点了点头，接着又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范仲淹的诗句来：
种柳穿湖后，
延安胜可游。
远怀忘泽国，
真尝即瀛洲。
……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早晨，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行李收拾停当，办公桌、椅子送还邻居，文件箱、书籍已让担架班的战士挑走了，窑洞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毛泽东穿好衣服，戴上帽子。他实在舍不得和这住了六个月的石窑告别。他这里站一站，那里摸一摸，或者干脆站着不动，一任如潮的思绪像波涛滚滚的黄河一样翻来覆去。
“主席，动身吧！”外面的警卫员催促道。
“哦，莫急，莫急。”毛泽东站在那儿吐着烟圈，又沉思了一会儿，这才恋恋不舍地从石窑里走出来。
院子周围站满了左邻右舍的老乡，听说毛泽东要走，小娃娃也跑过来了，他拉着毛泽东的衣襟哭了起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眼睛潮湿湿的。
毛泽东动情地说：“我们在保安住了半年多，给老乡们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们要走了，应该很好地感谢你们啊！”
“不麻烦，我们实在不想让您和红军同志们走。”老乡们齐声道。
毛泽东和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亲切地说：“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到延安来。”
“以后一定去延安看望主席。”大伙儿的泪花在眼眶里直转悠。
一月五日晚，毛泽东到了安塞县，住在一家老乡的土窑里。贺清华把毛泽东睡的土炕烧热后，收拾好东西就向窑洞口走去。正要拉门时，毛泽东叫住他：“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吧！”
和主席同睡一炕，这怎么行呢？那样会影响主席休息的。看到贺清华站在那里犹豫不决，毛泽东就冲他笑着说：“快来睡吧，没关系嘛！”
在毛泽东阳光一般温暖的目光下，贺清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留了下来。他把毛泽东晚上要用的东西一样样准备好，摸一摸炕皮，不是很热。他把被褥铺在炕的一边，然后盖着被子斜躺着，等毛泽东办完公再一起休息。没想到，劳累了一天的贺清华在热乎乎的土炕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夜已经很深，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工作的毛泽东被呼呼的鼾声惊扰了，他回头一瞧，贺清华睡得正香。毛泽东停住笔，走到炕沿捏一捏被子，挺薄，于是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盖在贺清华身上。然后点着一支烟慢慢地抽起来，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办公桌前。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毛泽东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赶忙叫道：“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贺清华听到叫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问：“主席，怎么了？”
“炕上着火了！”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往炕头走去。
贺清华翻身爬起来一看，炕头冒起了一股烟。由于火大炕皮薄，毛泽东的褥子被烤黄了巴掌大一块，中间还烧了个窟窿，他赶紧扑过去用手把烧着的棉花捻灭。
贺清华看着被烧了一个窟窿的褥子，心里一阵难过。因为毛泽东就这一条褥子，还是长征带过来的，在行军时经常给伤员铺，加上日晒雨淋，已经破烂得无法再补了，现在又烧成这个样子，幸好主席没有睡觉，不然……
毛泽东看到贺清华内疚得半天不吭声，便安慰道：“没得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一补就行了。来，换个地方睡。”
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央各机关到达延安。延安及延安周围甘泉、富县等地赶来的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延河对岸大砭沟口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城。一位代表牵来扎着红布花球和铜铃铛的骡子请毛泽东骑上，毛泽东执意不肯。毛泽东一边风趣地说“泥腿子进大城市了啰”，一边兴致勃勃地涉过延河冰面。
从此，毛泽东就住进了这座象征着中国革命圣地的古城，延安也因此而闻名四海。
窑洞里的枪声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等人向毛泽东建议办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大学校，他们还举出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的先例。毛泽东对黄埔军校的印象深刻，早就说过蒋介石是从黄埔军校起家的，红军也应该办一所自己的“黄埔军校”，为今后的对日作战培养军事人才。
林彪等人的建议被采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瓦窑堡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自任政治委员，年仅二十八岁的林彪出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大”随中共中央迁驻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又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毛泽东非常关心自己的“黄埔军校”，他为抗大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提出要使抗大学员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作风。
毛泽东的三句话八个字儿，经年轻的林校长这么一总结，一提倡，一发挥，就成了后来在人民解放军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三八作风”。
“蒋介石有黄埔，毛泽东有抗大”，这两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宝贵的精神遗产。毛泽东成全了黄埔未竟的事业，他的“抗大”后来果然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
抗大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教室是窑洞，寝室也是窑洞，睡的是石炕，黑板是石壁，桌子和凳子也都是石头砌成的，抗大的师生犹如生活在石器时代一样。条件如此艰苦的“高等学府”，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家来。
物质条件极差，师资力量匮乏。在保安的时候，教员只有三名，林彪既是校长，同时也是教员。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办学之道：他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一些大人物请过来轮流给学员们上课，还为学校请来两位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洋教授，这就是来自美国的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灿烂的阳光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一个小土坪上正在给抗大学生讲课，王稼祥、陈云、林彪等坐在旁边。
毛泽东对面是席地而坐的上千名学生，他们穿着灰色的军服，弯曲着腿膝，腿上放着自制的笔记本，手中握着笔，聚精会神地听讲着、记录着。
身穿棉军衣、头戴棉军帽的毛泽东精神振奋地大声讲道：“同志们！延安的抗大，和你们知道的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有教室，有礼堂，有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我们延安抗大什么都没有。”
面对着一张张青春焕发的面孔，面对着一颗颗激动满怀的心，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再看看，我们这儿没有教员，没有教授，都是一些行政干部、政工干部给你们上课，这就要靠你们自己来学习了。”他略停，“这样一所窑洞学校，却又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穷学校，嗯！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
毛泽东的报告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感人情怀，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情绪活跃。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翟作军坐在第一排的右边，他被毛泽东精彩的报告和活跃的气氛深深感染着。
毛泽东用手指着：“抗大也是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我们的学生很多，上千人呀！这就是目前你们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任务，条件很差呀，任务很重呀！但我们心怀大志，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能学出好成绩！”
坐在地上的学生心情振奋，热烈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如鞭炮齐鸣，似春雷响动。
“你们今天听我讲了这堂思想课，看样子还比较满意，以后我要为大家上四门课，”毛泽东扳起手指，“一是列宁主义，二是政治经济学，三是中国革命运动史，四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些都是你们在国统区的大学里学不到的吧，可以吗？”
“可以！”掌声又起。
“同志们，有一个‘爬山主义’的说法，你们听说过没有？”毛泽东笑问大家。
学生们兴趣盎然地睁大了眼睛。
“你们看，那个山头上，有人在爬山。”毛泽东手指远处正在进行爬山训练的战士，“你们眼力好的都看见了吧！你们抗大早操里，有一个课目叫‘爬山’，有些体质差的学生爬山掉了队，觉得脸上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
学生们发出笑声。
“于是，便对爬山运动发起牢骚来：嘿！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
同学们哄然大笑，翟作军还笑出了声，他随即以手遮面，怕被台上的毛泽东看见。
毛泽东继续挥着手说：“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成为爬山的能手，只有如此才能打好游击战，只有如此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你们知道日本兵在华北爬山的情况吗？”
毛泽东看同学们都摇摇头，于是用手比画着说：“他们穿着大皮靴子，爬山却是相当的快。为什么穿着大皮靴爬山还能如此之快呢？这就是平时练就的功夫。我们穿草鞋、打赤脚，应该比日本鬼子爬得更快才对嘛！动作慢了就要吃亏，就要挨打。同学们，这可是打仗的需要，不能说成是什么爬山主义。同学们，爬山应该是咱们红军的看家本领，可不能丢啊！”
笑声震荡着高原，笑声溢满了山谷。
毛泽东喝口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讲：“同学们，我们把爬山主义改为艰苦奋斗，好不好？”
学生同声：“好……”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也是你们给起的名字，叫什么‘劳动大学’。当然这是个别同学的牢骚啰！是的，我们的军政大学变成劳动大学是有点不顺耳。可是你们知道，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成倍增加，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劳动所得。”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作停顿，缓和一下语气：“延安的条件如此艰苦，只好叫你们自己去打窑洞，自己去背粮食，自己砍柴来烧。这些工作劳动量很大，只能靠一个人出一份力，总不能抽一个连或一个排来当你们的办事员、总务科或泥木匠吧？打仗要紧呀！所以你们看看那个山头上……”
学生们都转头顺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黄土岭前几个身着灰布军装的学生正在打窑洞，有的用锄头刨土，有的用铲子铲土，有的用小车运土。
毛泽东说：“看见了吗？这窑洞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打出来的呀！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取得一切胜利。要不我们怎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谈什么民族解放呢！”
毛泽东向大家敬了一个礼，走下讲台。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林彪用他那拉长了的湖北腔调对大家说：“今天，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让我们再一次表示感谢……今后，学校还会请毛主席给大家上课！”
七月，毛泽东应抗大的要求，准备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后来，总政把讲课的记录稿进行了整理，毛泽东又将其中的两节加以修改，于是成为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来到延安后一直住在城西凤凰山麓老李家的寒窑里。这是一孔四方平顶的窑洞，里面十分简陋，除了一个土炕、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个方凳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家具了。桌子上放有纸墨笔砚等办公用品，还放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是的《街头讲话》以及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十几本哲学之类的书。毛泽东边阅读边思考，凡是他读过的地方，大都在书上作了眉批。
为了给抗大讲好“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一课，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潜心工作着，有时连续几天伏案疾书，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当他感到太累太困时，就叫警卫员打盆凉水洗洗脸清醒一下脑子，或者在院子里转一转散散步，要不就靠在椅子上闭闭目养养神，稍事休息又接着写下去。
艰苦的脑力劳动，对身体消耗很大，毛泽东的脸色不太好看。他饭量很小，饭菜非常简单。警卫员很担心毛泽东累病了，值班时都格外注意，常常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
这一天是翟作军值班。天一黑他就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把两支蜡烛放在书桌两头。他有意慢慢地点燃蜡烛，借机劝毛泽东歇一歇。可是毛泽东全神贯注，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纸笔。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办公，翟作军点好蜡烛后就赶快退了出来。
翟作军是河南济源人，出身贫寒，小时候学过木匠。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大学警通营开始学习识字，今年刚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
半夜时分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翟作军把炊事员准备的饭菜送过来，轻声说：“主席，吃饭吧！吃完饭，再好好睡上一觉，歇歇脑子。”
“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完，睡不着啊！”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嗦嗦不停地写着。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天天这样熬夜身体是吃不消的。赶快吃点东西吧！”翟作军恳求道。
“好，这就吃，这就吃。”毛泽东抬起头来，面带微笑看着翟作军，两只眼睛闪烁着温柔的波光。
翟作军不好再说什么，就回到自己的窑洞。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翟作军过来收拾碗筷，同时劝劝毛泽东休息。当他推开大门一看，只见毛泽东仍然头也不抬地奋笔疾书，桌上的饭菜一动未动，只是一点儿热气都没有了。
翟作军只好把凉了的饭菜拿回去加热，再给毛泽东送来。“主席，天不早了，休息一会儿吧，吃完饭再写。”
“啊？我还没吃饭？”毛泽东抬起头来，看着原封未动的饭菜，这才相信真的没有吃饭，“好，就吃就吃。”
翟作军又回到自己的住处，并且有意多等一会儿。哪知道再过去一看饭菜仍然未动，只见毛泽东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执笔沉思，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到工作上了，甚至连翟作军走过去都没有发觉。翟作军心里一阵难过，同时感到再去打扰毛泽东不合适，只好转身回到自己的窑洞。
夜静极了，仿佛天和地也睡着了。身边的伙伴们早已发出香甜的鼾声。此时，毛泽东窑洞里的蜡烛依旧在燃烧，烛光好像不知疲倦似的吡吡啵啵不停地跳动着。
一阵雄鸡的啼叫声打断了伏案写作的毛泽东思路，毛泽东抬起那张消瘦得颧骨凸起的脸，看着从窗棂挤进来的一束银白色曙光，就把手中的狼毫掷于桌上，伸了伸懒腰自言自语地说：“天亮了？亮了！”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与朱子家训反其道而行之的毛泽东，则是“黎明即睡，喂饱肚皮”。他起身拿一块湿毛巾马马虎虎地抹了一把脸，随便吃两口东西，就上床睡觉了。
早饭后，李长培在毛泽东的院内值班。他背靠黄土墙坐在地上，顺手把配带的武器移到胸前，从枪套里拔出沉甸甸的手枪。他看着手中那乌黑铮亮的手枪，心里说不出来有多喜欢，于是把手枪拆了装装了拆，一遍又一遍地精心擦拭着……
“砰——”李长培抅动扳机时枪响了，子弹从枪膛呼啸而出。
原来，他无意间把子弹送进了枪膛。清脆的枪声在寂静的窑洞院内回荡着，显得格外刺耳。更糟的是子弹竟肆无忌惮地穿过窗户，射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那间窑洞，窗户下方正是毛泽东办公的桌椅！
李长培吓傻了，像是被孙大圣使了定身法木然而立。他头上冒汗，手脚冰凉，眼睛发直，不知如何是好。
“哪个打枪？！”毛泽东龙嘶虎啸地高喊一声，从愤怒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毛泽东对惊扰他睡眠的枪声十分反感。
正在休息的翟作军听到毛泽东说话，顾不上枪响的原因，忐忑不安地疾步走进毛泽东的窑洞，看子弹误伤毛泽东没有。
“为什么打枪？”在炕上披衣而坐的毛泽东愤然询问刚刚进门的翟作军。
翟作军知道让毛泽东睡上一觉是警卫员的头等大事，睡觉难几乎困扰了毛泽东一生，他发脾气十有八九是因为睡觉问题。翟作军看到毛泽东虎着脸，便不敢如实回答，憋了好半天才支支吾吾道：“可能是哪个愣小子擦枪时不小心走了火。”
听说是枪走火，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重新躺下休息了。
在毛泽东睡着后，翟作军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只见窗户纸上十分明显地留下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弹孔。他回过头来又看看后面的墙壁，不由得让他伸出了舌头，暗叫道：“哎哟我的妈呀，好悬乎！”
原来，子弹穿过窑洞的窗户打在离毛泽东睡觉不远的墙壁上，形成了一个铜钱大小的窟窿。假若毛泽东晚一会儿上炕休息，假若枪口再偏下一点点，都会击伤毛泽东，或者……翟作军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四处寻摸半天，找到了那颗已经变了形的弹头后，就轻轻地退出了窑洞。
闯了大祸的李长培像木头一样站在院子里，手里的手枪还在冒着带有硝酸味的青烟。他低着脑袋，哭丧着脸，眼里噙着悔恨的泪花，一声不吭地听任其他几个警卫员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责备。
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毛泽东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他起床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又看了看窗户上、墙壁上清晰的弹迹，不由得连声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保卫局的负责人得知手枪走火的事件后十分重视，做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提到要给李长培行政处分时，毛泽东思忖了一下说：“我看不必了。既然小李是无意出错，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作个检讨认个错就行了。不过要在这件事上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教育战士要按操典擦拭武器，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最后，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的武器不能对内，要指向敌人哟！”
李长培从首长那里得知毛泽东对他免于处分的消息后，心里既感动又惭愧。他向首长作了深刻检查，并痛下决心：“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
翟作军作为当事人，既为此事有惊无险而庆幸，同时也对粗心大意的战友进行了严肃批评。
日寇空袭延安城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便成为抗击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成为领导全国民主抗日运动的指挥中心。日本侵略军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势必要派飞机进行轰炸、骚扰。为此，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延安的防空问题。军委警卫营因有对空作战任务，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延安在很早以前就有飞机场，尽管设备很简陋，场地很狭小，但确曾有过飞机起落。不久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来，飞越了黄土高坡上的河流、树林、村庄，就是找不到延安城，最后在群山沟峁之中看到了屹立于嘉岭之巅的巍巍宝塔，这才找到方位降落下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讨论延安的防空问题时，有人提出如果没有这座高高挺立的宝塔，敌机就有可能找不到延安，延安就会免遭敌机的骚扰和轰炸。
随后就如何除掉这一明显的标志物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地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说用爆破的方法，像炸敌人碉堡一样将之炸倒。这倒是既省时又省事的办法，可是这座塔身高达四十四米、塔基周长三十七米、从上到下都是坚如磐石的古砖，要炸倒如此庞然大物那得需要多少炸药啊，前方对日作战还没有这么多的炸药呢？怎么肯用在这里！
另一种意见是采用“人海战术”和“挖墙角”的办法，即发挥延安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挖掉塔基塔身自然就会倒塌。可是，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一时还难以办得到。
至于对这座宝塔历史文化古迹方面的意义，几乎没有人提到，也不可能提到。试想，在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面前，活生生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都没有保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
经几次研究讨论，大家各执一词，议而不决，最后还是没有定下来如何办，象征着延安标志的千年古塔依然高高屹立于嘉岭山上。
之所以能使这座始建于唐、重修于明的宝塔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并非因为它作为文物古迹和历史的见证，也并非因为没有找到拆除宝塔的最佳办法，坦率地说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来得太快了。从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就再也没有讨论过对延安宝塔的处理问题。
参加讨论防空的警卫战士，对这座宝塔的命运与存亡不可能有多大影响，但是对他们的本职工作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启发：对日空中作战，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的任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的延安城像新娘子披上了洁白的婚纱。住在城外的各机关、工厂、学校的人们换上整洁的衣服，欣赏着初冬大雪带来的美景，纷纷进城游玩和采购物品。旧府衙门一带的街上熙熙攘攘，人潮如涌，商店里聚集的人就更多了，像过节赶会一样人声鼎沸，热闹非常。
毛泽东自夏天与江青结婚以来一直没有举行婚礼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婚礼就像他们脚下缺花少绿的黄土地一样简单朴素，男女双方写个申请由上级领导签字批准，然后两人把各自的被子放到一张床上就算结婚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政治局的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这几天，贺龙等几位同志心血来潮死盯活缠着要喝喜酒，毛泽东左躲右闪推脱不掉，就调侃道：“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就拔—毛，请你们吃顿饭。”昨天晚上宴席一开始，喝喜酒的人便不再把毛泽东看作是主席，他们嘻嘻哈哈地把新郎、新娘整整折腾了一夜。
上午八点多钟，大家刚吃过早饭，毛泽东还在睡觉，清凉山上就拉响了防空警报。接着远方传来嗡嗡的马达声，随着响声的增大，从南边飞来一架贴着膏药旗的飞机。尽管飞机飞得很高，警卫员一眼都能认出那是一架日军的侦察机，刚才还有些紧张的心情略微放松了一些。
敌机从延河上空掠过，又在北面的中央党校和杨家岭上空绕了一个圈子，在宝塔山上投下一个大气球，然后就悠悠哉哉地飞走了。
缺乏防空经验的警卫员以为敌机只是来侦察地形，既然敌机已走，警报也就自然解除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叫醒毛泽东起来隐蔽，让他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吧！
谁知侦察机离开不到半小时，约九点钟从南泥湾方向突然蹿出十几架日本飞机。当刺耳揪心的警报再次拉响时，像乌鸦一般的机群已出现在宝塔山上空。飞机越飞越低，在延安城上空嗡嗡的盘旋起来。
轰隆隆、轰隆隆……敌机开始投弹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刹那间，在市井街衢、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中腾起无数个黑色的烟柱，延安城内一片火海。
日军飞机空袭延安这是头一回，毫无防空知识的老百姓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一向沉寂幽静的延安城顿时人喊马叫，奔走呼号。
机枪班迅速出动，按照命令进入防空工事。这些所谓的防空工事，是以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为守卫重点，分别构筑在毛泽东所住窑洞的门前左右和右侧防空洞顶部的山峁峁上。它的任务，既负责地面警戒，又可实施对空射击。
机枪班的装备极其简陋，都是普通的轻机枪，有仿造的“三八式”，也有进口的“捷克式”。这次一听到空袭警报声，机枪班的六挺机枪全部出动，每个射手都做好了对空射击的准备。
在党中央驻地凤凰山，军委警卫营二连也迅速进入作战工事之中。警卫班的战士们动作更为敏捷，正在护卫着中央首长向预先构筑的防空洞转移。
情况十分紧急！翟作军一头闯进毛泽东的窑洞，直奔还在梦乡飘游的毛泽东，边推边喊：“主席，主席！快醒醒，有情况，敌机空袭啦……”
话没说完，一阵爆炸声把毛泽东的窑洞震得唼唼直往下落土。翟作军抓起一件大衣往毛泽东身上一披，拉起他就往门外跑。
此时，毛泽东的大脑清醒了许多，望着有些手忙脚乱的翟作军，用不满的口吻厉声道：“慌什么？别拉拉扯扯的，我自己能走！”
翟作军哪里还顾得上毛泽东说些什么，连推带架地拽着他向山坡上的防空洞飞奔而去。
刚刚出了小院，敌机在不远处又扔下几颗炸弹，爆炸声穿云裂石，黄土地像得了疟疾一样不停地颤抖。翟作军三步并作两步，扶着毛泽东走捷径直奔防空洞。
毛泽东走到防空洞口突然刹车般的停止脚步，一架敌机发出怪叫从他头顶一掠而过。大家催毛泽东赶快进洞隐蔽，他却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遥望着市区腾起的一股股浓烟，一动也不动。
敌机在延安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它们以为我们没有对空火炮，便肆无忌惮地顺着清凉山、宝塔山和凤凰山形成的山沟来回低空飞行，简直能擦着树稍挨着宝塔尖，机翼上的“膏药旗”和机舱里的小鬼子看得一清二楚。
警卫战士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毛泽东赶快进洞隐蔽，而毛泽东却纹丝不动地站在洞外，两眼紧紧地盯住飞机。他一边摆手一边说：“不着急，不着急，让我看看日本飞机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太不客气了，竟敢在我们家门口随便扔炸弹。”
提心吊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等费尽了口舌，连推带拽总算把毛泽东请进洞里。直到毛泽东一边往洞里走，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刚刚走进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凤凰山上空。又是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炸弹就在通向防空洞的小道附近爆炸了。巨大的气浪把洞旁的干草吹得哗哗响，把防空的石洞震得嗡嗡直叫。当警卫员看到炸弹在洞外不远处接二连三地爆炸，个个心有余悸，心想：要是主席跑得慢一点……太危险了！
此时，已坐在洞内“土床”上的毛泽东捻灭了烟头，对神色紧张的警卫员说：“没关系，不要慌，日本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也只能用飞机扔下来几颗炸弹，他们是绝对不敢跨过黄河的。”
在防空阵地上，机枪班的枪口随着飞行着的飞机在转动。对机枪班的许多同志来讲，尽管是初次对付日寇的飞机，但他们都满怀信心，随时在等待着阵地指挥员的命令。他们要用对付地面敌人的丰富经验，痛击日本侵略军的飞机。
吴有穷连长站在指挥所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敌机，似乎在选择最佳开火时机。只要他把手臂一举，再往前一挥，几挺机枪就会同时“发言”。轻机枪打飞机，无论是从它的射速和射程，还是它的杀伤力方面，都不足以造成巨大的威胁，但它至少能表达警卫战士对侵略者愤怒反击的决心。可是，吴连长的手始终没有抬起来，敌机画着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远了，战士们失去了一次射击的机会。
不一会儿，敌机像令人讨厌的大苍蝇又一次飞临凤凰山，距离越来越近，个头越来越大。警卫班战士高富有急不可耐，怕再失去射击的机会，急忙向连长请示：“连长，打吧！”
“不行啊，得请示一下。”连长说完却纹丝不动，只是紧张地眨巴眼睛。
这是非常清楚的问题，此时此地还请示什么？怎么请示？向谁请示？一股激动而愤怒的火焰使高富有难以自抑，他瞄准一架越飞越低、越来越近的敌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扣动了板机，哒哒哒……
子弹飞行发出嗖嗖的响声，在敌机身上溅出朵朵青色的烟团，敌机像一条受到威胁后吐墨的乌贼鱼。它们突然受到地面的打击，感到这里也不安全，于是草草扔下几颗炸弹匆匆地逃走了。
空袭警报解除了，延安党政军和卫生部门立即出动，从硝烟尚未散尽、烈火正在燃烧的废墟中抢救人员和物资，为无家可归的群众安排食宿。通宵达旦，忙得不可开交，此不赘述。令人气愤的是，一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的延安古城，一刹那间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堆瓦砾。
空袭过后，警卫营二连干部就议论开了：有人认为机枪班打得好，打得痛快，为我们出了一口气。也有人说不该开火，这样暴露了目标，引来了敌机，带来了危险。
高富有认为，尽管没有打下来飞机，可也没有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后来他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党中央身边随便开枪是违反纪律的。没什么好说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后来，谢营长在全营大会上提起这件事时说：“首长表扬了我们。我也认为二连的机枪打得好，班长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到底是哪位首长？怎样表扬的？营长没有具体说，高富有也不好意思去进一步打听。
当天下午，陈云等同志来看望毛泽东。他们看到主席的窑洞被震裂了，但人却安然无恙，心里才踏实下来。吃饭的时候，陈云提出请毛泽东搬家。他神情严肃地说：“主席，你住的这个窑洞已被敌机炸裂了，再说目标也太明显，一炸一个准，这里不能再住了，依我看你最好还是赶快搬家，搬到比较隐敝安全的地方去住。”
可是，往哪里搬呢？当时中央各机关已经搬到城外去了。他们商议一会儿，决定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搬到北门外杨家岭去，由中央宣传部腾出两孔窑洞，暂且住下来再说。
事不宜迟，说搬就搬。警卫员连夜行动，他们把毛泽东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整理好，由叶子龙等陪着毛泽东先过去，贺清华暂时留下来看家。临走时，毛泽东还一再叮嘱：“贺清华，你可要把好门呀，不能随便离开这个院子，我的文件都在里面呢！”
夜空犹如一片银海，满天的星斗像沾了霜花一般闪烁着朦胧而寒冷的光辉，亦惊亦忧地俯瞰着大地。毛泽东朝空中望了一眼，吐出一口刚刚吸进去的烟雾，不无感慨地对警卫战士说：“这个，没完。今天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在明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中央首长搬到杨家岭的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山，几十架敌机又来轰炸延安城了，一颗重达五百磅的炸弹就落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院内，已被震裂的窑洞这回倒塌了，对面管理科的窑洞也被炸得一塌糊涂。
值得庆幸的是延安军民已经有了准备，城内所有人员都躲进了安全地带，延安实际上已是一座空城。
敌机走后，受了轻伤的贺清华奋力从窑洞里爬出来，他被浓烟和尘土熏成了一个黑人，乌黑的脸堂露出白生生的牙齿，两眼呆望着弹坑喃喃自语：“好悬乎啊，幸亏主席昨夜搬走了……”
杨家岭离市区只有五里地，那里早已作好了防空准备。因为是夜间搬家，毛泽东根据城里的防空经验，在天快亮时又离开刚刚搬进的窑洞，来到一个山崖下进行躲避。
毛泽东坐在石头上点起一支烟，问站在一旁的高富有：“富有同志啊，昨天你看到飞机了没有？”
看那和蔼的神情，听那问话的语气，毛泽东显然已知道是高富有向敌机开了机关枪。高富有得意地说：“看见了。”
“几架？”毛泽东又问。
“我看有十几架……”
“高吗？”
“不高。”高富有用手比划着，“就这样从头顶上飞过去的。”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空袭警报一解除，毛泽东就急切地交待说：“快派人去看一看，城里怎样了。”
“已派人去了。”不知是哪一位秘书回答。
毛泽东还是放心不下，又问翟作军：“这次一共来了多少架飞机，投了多少炸弹？”
“不知道。”翟作军挠了挠头皮。
“不要管我了，你到城里看看炸得怎么样？损失大不大？”毛泽东显然很着急，他在时刻牵挂着老百姓的安危。
在其后的岁月里，日军飞机对延安又进行了多次轰炸，有时一天两次，每月多达数十架次，一次投弹十几枚到数十枚。可能是我安全保密工作做得好，也可能是敌人惧怕我方的“高射机枪”，作为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杨家岭，敌机一次也没有光顾过，因此警卫营新挖的那些防空洞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有朋自远方来
正是金秋收获季节，绥德地区有位副专员在去西安的途中特意来到延安，他想亲眼看看共产党辖区的延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和他平时所听到的情况是否一样。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通过几天的实地考察，他被延安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深深地打动了：同在黄土高原，同在一个省区，延安和西安竟是两个世界、两个天地。事实使他改变了过去的偏见，他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于是向接待人员提出要会见毛主席，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副专员来了，理应欢迎。”毛泽东听完接待人员的汇报后，面带微笑说，“我明天就去拜访他，到他的住处看望他。告诉有关同志，要接待好，服务好，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幽默地说：“‘摩擦专员’跑了，抗日专员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得庆贺一番才对啊！好，我明天请副专员吃个便饭，你们安排一下。”
听毛泽东这么说，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这几年，毛泽东接见了不少来延安采访、参观、考察的中外记者和友好人士。在交往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毛泽东总是以礼相待，以诚相见，以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来访者。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带着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副处长叶子龙和警卫蒋泽民的陪同下，乘毛泽东的专车——由救护车改装而成的面包车，去接见绥德来的副专员。
秋高气爽，略带凉意，但灿烂的阳光从明亮的车窗喷洒进来，暖融融的。叶子龙和蒋泽民分别坐在毛泽东身边，更有一种温暖亲切之感，心里美滋滋的。
蜿蜒清澈的延河水从城东流过，将延安分成两部分。河东的最北边是陕北公学，然后是杨家岭，其南是王家坪，再往南是清凉山、桥儿沟，飞机场就设在这里，最南边是宝塔山；河西的北部是中央医院、枣园，其南是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大边沟青年食堂，再南边是凤凰山，也是延安的老城区。
汽车出杨家岭、过延河，从河东来到河西，然后沿着崎岖不平的黄土坡道中速行驶，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南门外。毛泽东下车后迈着稳健的步子，笑容可掬地向交际处走去。他轻轻推开门，步入了会客室。
坐在凳子上正在抽烟看报的副专员看见进来的是毛泽东，立即起身相迎。他睁大两只眼睛激动地说：“啊，是毛主席！您好，您好！”
毛泽东握住副专员的手亲切地说：“副专员来了，我们欢迎你啊，延安人民欢迎你！”
副专员两手紧握毛泽东的手，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说：“谢谢，谢谢！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实不敢当，实不敢当！”
宾主落座后，经过简短的寒暄，谈话便转入正题。副专员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说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并说他这次来延安，就是想就此问题向毛主席讨教。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副专员的提问，面带微笑斩钉截铁地答道：“副专员，你所听到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大体上都是事实，但以我看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的思想活跃敏捷，视野开阔，议论纵横万里，说话总是机智、深邃、含蓄。当他讲到激昂兴奋之时，常常将五指并拢的手掌从上往下一挥，再往前一推，仿佛要劈开一条大路，推倒几座大山。副专员一语不发地静听毛泽东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他被毛泽东勃发的谈兴、肯定的语气和坚决的神态深深感染着，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毛泽东继续说下去。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外、国内，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他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来。
毛泽东话音刚落，副专员即说：“毛主席，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令人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文章。今天听到你的一番高见，使我茅塞顿开，精神振奋，我对抗战充满了信心！”
“过奖了，过奖了，咱们共同探讨！”毛泽东连声说。
副专员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毛泽东态度和蔼，都认真给以解答，而且出语寓庄于谐，说来娓娓动听。他讲得是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副专员从内心里佩服。
陈伯达在旁边偶尔也插上几句话作为补充，尽管他那外语一般的闽南话令人费解，但副专员还是认真地听着。谈话是在亲切友好和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屋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两位书记员在一旁边听边记，只见他们笔不离纸，笔头与稿纸摩擦发出嚓嚓的响声。他们要把今天会谈的重要情况整理出来，准备明天一早送报社发表。
下午两点左右，会谈结束了。毛泽东微笑着说：“副专员到延安来，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请你吃顿家常便饭，尝尝我们大生产种的蔬菜，喝喝我们自己酿的烧酒，如何？”
“行！行啊！我对延安的大生产早有耳闻。”副专员兴奋地说，“王震将军了不得，他不但能征善战，听说他的部队大生产搞得也很好。”
“不错！”毛泽东高兴地说，“三年前，南泥湾是一个荒无人烟的穷山野岭，是一个鸟不做窝狗不撒尿的穷地方。三五九旅来到这里以后，要吃没吃的，要穿没穿的，要用没用的。通过开荒种地，养牛放羊，自办工厂，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看来，困难并不是难以征服的怪物，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它斗争，它也就低头了。通过人人动手，生产自救，现在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现在官兵的生活怎么样？”专员对此很感兴趣。
“比过去强多了。”毛泽东说，“平均每人每天五钱油，青菜随便吃。”
“听说节假日还改善伙食？”
“是的。星期天的午饭，多半是大米、白面。”毛泽东说，“过节时杀口猪，或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毛泽东陪着副专员走出会客室，很有礼貌地先让副专员上车，然后自己坐到司机老梁的旁边。陈伯达、书记员、叶子龙和蒋泽民等人也相继上了车，汽车向大边沟青年食堂驶去。
坐落于文化沟北侧的青年食堂在当时是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宴会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一般招待外来的客人包括外宾都在这里安排。交际处长金城对这次活动极为重视，早已准备好既丰富又朴实的一桌饭菜。
汽车沿着高低不平的黄土坡道像跳秧歌舞似的向前行进，路边的一孔孔窑洞从车窗外掠过，道路两旁、窑洞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时可以看到几个身穿粗布军装的战士。
汽车快到青年食堂时，蒋泽民从车窗望去，只见餐厅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大人也有小孩，警卫排的冯永贵班长正领着五六名战士在那儿站岗值勤，维持秩序。
按常规，食堂这时候早已开完饭了，门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呢？是谁让他们来的？难道他们知道主席要来这里吃饭？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职业习惯使蒋泽民脑海里闪出一连串的问号。
二十八岁的蒋泽民是辽宁省黑山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曾被东北抗日联军送到苏联学习过。他先后担任过抗大四大队的区队长、武汉办事处交通班班长、毛泽东的保卫参谋。他是一位文化素质比较好、实践经验比较多的保卫干部。
汽车开到离食堂几十米处时，蒋泽民让老梁立即停车。他从车上跳下来问旁边的一个警卫战士：“哪来的这么多人，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战士回答：“不知是谁传出今天下午有重要首长来食堂吃饭，有人猜出可能是毛主席，就这样相互传开了。这些人在这里等候，是想看看毛主席。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们就是不走，说等见了毛主席再走。”
蒋泽民觉得还属正常情况，于是向人群又扫视了一遍，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群众，青年人居多，没发现有什么可疑迹象，心里稍微踏实一些。
蒋泽民转身跑回来拉开车门，请毛泽东下车，副专员和陈伯达他们也一个个下了车。
群众一见到毛泽东立刻像潮水一般涌来，激动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欢呼：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好！我看见毛主席啦……食堂门前一片欢腾。
副专员看到群众挤来拥去欢迎毛泽东的热烈场面，从内心里感到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这就是抗战的希望，于是对毛泽东更加钦佩和崇敬了。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蒋泽民又向人群望去。突然，有一个年轻人从地上站起来，双手倒背身后，在人群里窜来窜去。
“他为什么要倒背双手呢？”蒋泽民立即调换一个角度观察，只见他背在后面的手里拎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木棒一头拖在地上，看样子是新砍下来的柳木树枝，有茶杯粗细，沉甸甸的。
“啊！他是谁？他想干什么？”蒋泽民倒吸一口凉气，急速地从头到脚审视着。这个人有二十来岁，比较清瘦，穿一件旧衬衫、一条旧裤子，当地人打扮，獐头鼠脑的，两只眼睛贼溜溜地乱转。
面对这个可疑的年青人，蒋泽民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快步冲上前去，紧紧贴在毛泽东身边，同时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手枪，严密监视那人的一举一动。
此时走在前面的副专员已经进了食堂，毛泽东向群众微笑着点点头，挥挥手，也向门口走去。蒋泽民寸步不离，那人也紧随其后。正当毛泽东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要跨进食堂时，那人猛然一个箭步蹿到门前，抡起木棒就朝毛泽东的后脑勺拼命砸去。他肯定用足了吃奶的力气，连木棒都带着呼呼的风声，而且动作又快如闪电，眨眼之间木棒已经往下落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呼喊、开枪都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蒋泽民急速抬起右臂拦挡，迅猛飞来的木棒重重地落在他的右臂上，像一块滚落的山石狠狠砸在身上。他险些被打倒，身子晃了两晃，眼前冒出一片金星，右臂失去了知觉。
蒋泽民急忙稳住脚根，就在那人要抡棒再起时，他左手一把抓住木棒，使尽全身力气夺了过来，随即飞起右脚把那人踢倒。由于用力过猛，夺过来的木棒被甩落在地，蒋泽民也险些摔倒。
那人来个鹞子翻身，站起来像饿狼一般扑向蒋泽民。这时冯永贵带着两个战士赶到了，只见他飞起一脚向那人的肚子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那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两个战士迅速扑上去把他摁住。冯永贵又从兜里掏出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防止他乱喊乱叫。
蒋泽民看到忍无可忍的警卫战士捡起地上的木棒，想狠狠揍他一顿，便摆了摆手予以制止。他低声对冯永贵说：“快把他捆起来押走。”
那人被摔得满嘴流血，用鳄鱼一样凶狠的眼睛瞪着大家。冯永贵带着两位战士用绳子把他紧紧地捆绑起来，然后扔进卡车里，押送公安厅交给周兴厅长处理。后经审讯，那人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派来暗杀毛泽东的刺客。
好险啊！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短短的一两分钟。冯永贵他们动作敏捷，又悄无声息，做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屋内的副专员，毛泽东也平安地走进了食堂。
周围的群众被刚才的一幕惊呆了，张着大嘴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但转瞬间又醒悟过来，扑向汽车，扑向刺客，高声喊道：“打死他！”“打死这个坏蛋！”“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汗毛，我们就和他拼了！”也有人问蒋泽民：“主席伤着了没有？”
冯永贵向愤怒的人群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大声喧哗，请他们赶快离开现场，不要妨碍毛主席办公。
危急时刻的人们特别敏感，马上理解了冯永贵的意图，喊声很快停止。但他们谁都不肯离开现场，舍不得失去再看一眼毛主席的机会。他们向食堂里面望去，知道里面有毛主席，也有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不能惊扰他们！
“同志，你伤得怎样？”蒋泽民身边也围了好多人。此时的蒋泽民只关心毛泽东的安危，心里急得像油煎一般，哪还顾得上群众的慰问。他嘱咐完冯永贵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食堂。
走进餐厅的蒋泽民看到毛泽东安然无恙，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刚才那件事一样，正坐在那儿和副专员款款相叙，推杯论盏呢！餐桌旁笑语不断，有春风入座之感。毛泽东时而端杯敬酒，时而起身拣菜，副专员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气氛十分热烈、和谐。
“啊！没事了。”蒋泽民深深舒了一口气，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右臂刺心地疼痛。他这时才想起被木棒砸伤的右臂，不知骨折了没有？他低头看了看，又用左手摸了摸，胳膊和手腕完好地连结着，没有断。可是，右臂肿得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疼得厉害，右胳膊一动也不敢动了。
蒋泽民用左手揉了揉眼睛，抬起头来再一次向毛泽东望去，只见毛泽东两手挥舞，谈笑风生，他讲了些什么，蒋泽民没有听清，感到耳朵嗡嗡作响，这是极度紧张所致。但是，毛泽东亲切慈祥的笑容映入了他的眼帘，感官神经向他的大脑报告：一切平安！
强忍疼痛的蒋泽民咬了咬下嘴唇，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让主席发现任何异常，不能给副专员带来消极影响。”蒋泽民慢慢活动一下右臂，站起身，稳住脚步，微笑着向毛泽东身边走去。
图穷匕见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蒋介石把他的战略方针由对外转向对内，由被迫抗日转向消极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摩擦事件的同时，还不断地从重庆、西安等地向陕甘宁边区，向延安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
一天晚上，国民党军统局小会议室又亮起了灯光，军统头子戴笠和他的部下正在密谋往延安派遣特务，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戴笠不时翻一翻摆在面前的两份文件，一份是边区发来的绝密电报，另一份是中共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
这个调查表是军统特务暗杀中共领导人的资料。按照军统的一贯做法，凡对某人施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先把“目标”的警卫情况弄清楚，然后再拟定暗杀方案。这个调查表就是准备暗杀某些中共要员的一项初步工作。
戴笠把电报捏在手里，气急败坏地一边晃荡一边骂道：“上次派往陕北的几个人都被共军抓住了，简直是他妈的一堆饭桶。”
戴笠，字雨农，一八九七年生于浙江江山县。黄埔军校第六期肄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后任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残害人民，破坏革命。后来他在从北平（今北京）飞往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被摔死。
年初以来，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选派搞行动工作的高手混进延安，利用中共总学习会“自救”的大好时机，开展策反、离间和暗杀活动。为了落实蒋介石的指令，几个月前戴笠往陕北派去了好几批特务。从这些特务的活动中确实搜集到不少情报，了解到中共内部正在进行肃反运动。然而，今天收到的电报却使这个特务头子大为扫兴，因为那些派去的人还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就一个个当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总务处长沈醉为缓和戴笠失败后的暴躁情绪，给他出了一个新招。
“糊涂蛋，没有政治头脑！”戴笠狠狠瞪沈醉一眼，“在重庆等地发生这类暗杀事件，傻瓜都会猜到是我们干的。如果发生在延安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大肆宣传那是共产党在内讧，是互相残杀。”
坐在一旁的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如同小鸡吃黄豆一般频频点头，连声称道：“老板高见，老板高见！”
“一个人单枪匹马搞暗杀行不行？”行动处长徐业道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人在敌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配合，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也许能够完成任务。如果进行狙击，恐怕没有把握。”沈醉如是说。
戴笠听了沈醉的话很不以为然，他气势汹汹地说：“一个人只要有奉献的精神，有牺牲的决心，不但可以搞暗杀，同样也可以进行狙击。”
“我认为把握性不大……”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多一个人反而会误事。”戴笠打断沈醉的话，固执己见。
看到戴老板发了脾气，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再随便讲话，会议室如同一个太平间死气沉沉的，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似的。
“再挑选几个人，好好地训练一下，把他们派出去。”戴笠指示人事处长龚仙舫，“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关系，可以一个一个地派，出了事也不至于一锅端。这次不能再出问题啦，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是，我们马上落实戴老板的指示，力争在近期内有所作为！”龚仙舫起身立正，以示决心。
一个月落星没的晚上，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辉煌，不时传出一阵阵爆豆般的笑声，大礼堂里正在演出节目。
坐落在杨家岭南边的延安中央大礼堂，是一九四二年为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兴建的。这座坐北朝南的拱桥式建筑内部装修简单朴素，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但它的使用价值、政治意义和对社会的贡献，并不亚于怀仁堂、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经常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干部会议，也常来这里观看演出。有一天晚上，陕甘宁边区秦腔剧团在大礼堂为中直机关演出《血泪仇》，毛泽东也来看戏了。
当毛泽东办完公来到大礼堂时，戏已开场一会儿了。看到毛泽东的到来，许多人都站起来为他让座。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摆手摇头，示意大家赶快坐下。李富春拉着毛泽东的手让他到前排就座，毛泽东轻声说：“我来晚了，不要影响大家看戏，就在后面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这时候，毛泽东看到有个位子上坐着一个小孩，于是就把孩子抱起来坐在孩子的位子上。孩子的家长和周围的人都争着去抱孩子，但毛泽东却说：“这个位子我坐了，抱孩子看戏是理所应当的。”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都笑了起来。
国民党特务发现中共领导人经常到中央大礼堂聚会，而且多数都在晚上，认为这里是暗杀中共领导人的最佳场地，天黑有利于隐蔽，人多方便于逃匿。
这一天，一个特务听说中央大礼堂又有演出，便早早地赶到现场，看到进入礼堂的人越来越多，有普通战士，也有高级领导，心里便一阵狂喜。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喜形而不于色。可不是嘛，对于干他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职业要求只能喜上心头，不能喜上眉梢。
夜色笼罩着延安城，大地万籁俱寂，但中央大礼堂却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来观看演出了，其中王明、高岗和陈毅就坐在毛泽东旁边。
高岗是一个典型的陕北人，头大面宽，肉厚身沉，像当地出土的兵马俑一样英武轩昂。高岗是毛泽东亲自提拔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他一上任就背着盒子枪带着保安巡逻队亲自侦查，抓获了不少潜入陕北的特务，为建立和巩固陕甘宁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初到陕北人生地不熟，高岗同志为中央机关的安全出了大力，将来在保安竖碑时要给高岗竖块最大的碑。”然而在今天晚上，这位保安司令却没有发现混进中央大礼堂并近在咫尺的国民党特务。
一阵喧闹的锣鼓声之后演出开始了。这是中央党校机要培训班自编自演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该剧由姚仲明编写，陈波儿导演。剧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
我军指导员由梁玉堂扮演，统战部长由徐野林扮演，女宣传员由陈其扮演。当我军护送干部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时，国民党兵向我开枪。女宣传员将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随着一声轰响，敌人倒下了，女宣传员也倒下了。随后帷幕降落，演出到此结束。
陈毅看到卸完装的陈其，就笑着问她：“陈其呀，你怎么见了敌人不拉导火索就把手榴弹扔出去了？手榴弹居然还响了，敌人倒下了，你也倒了！”
听陈老总这么一说，陈其很不好意思，脸上像燃起一团火，烧得面红耳赤。心里想为什么这样慌啊，再演时可得注意了。
演出结束了，人们如同大海退潮一般纷纷离场。警卫员王来音看到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赶紧提着马灯到前面开道，不时用自己的身体将观众与毛泽东隔开。
聪明机警的王来音，最早是在留守兵团给肖劲光当警卫员的。他年轻，人又长得精神，还是特等射手，肖劲光非常喜欢他。后来肖劲光看到毛泽东那里缺少警卫员，就把他介绍给了毛泽东。
这是一个风高月昏的寒夜，黑色像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把大地遮盖得严严实实，几颗残星从网眼般的云缝里时隐时现，含羞带怯地发出若明若暗的银光。
走出礼堂后，毛泽东看见王明和他的警卫员站在旁边，就对王明说：“天太黑了，咱们一块坐车走吧！”
“那好，我们就搭个便车。”王明也没客气，就和毛泽东一起登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面包车。Ｗwω.ＳdιＣΗＸＷＺ.℃oΜ
王明是前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一起回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王明刚到延安时，总是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子，满嘴都是布尔什维克，还到处吹嘘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避口不谈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他一直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只能算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
毛泽东对王明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计较，反而在各个方面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比如在生活上，王明每月的津贴是六元钱，比中央所有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多一元，这是毛泽东亲自交代叶子龙办的。
毛泽东坐在前面靠近司机的座位上，也叫副驾驶座。王来音一手提着亮闪闪的马灯，一手握着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椅子上，王明和他的警卫员则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刚到延安时，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小车，不管去哪里都是骑马走路。有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的敬仰和信赖，送来两辆小轿车。但毛泽东坚持不坐，一辆分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使用，另一辆分给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
后来，又有一位爱国华侨捐赠一辆救护车，从此毛泽东才有了自己的专车。这辆救护车经过改装后成为现在的面包车，车厢里除了面对面的两排椅子外，最后面还有朝前的一排椅子。毛泽东平时很少用车，只是在接待客人时偶尔乘之。
汽车开动了，一路上摇摇晃晃，简直像农村拉粮草的大车。除了车子里坐满了人，车厢外边的三面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站上了人。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些人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暗藏杀机的国民党特务。
此人只所以能混上毛泽东的专车，确实有点特殊原因。王明上了车，王明的警卫员也上了车。王明那边的人以为这人是毛泽东带来的，毛泽东这边以为是王明的人，大家都误会了。于是谁也没有过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让他钻了空子。
这个人中等个头，瘦削身材，细长脸型，长得挺白净，穿着黄色的粗布军大衣，身上没带枪。他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斜对面，两眼滴溜乱转，当他看到虎视眈眈的王来音握枪提灯的样子，又看到周围众多的警卫人员，就没敢轻举妄动。
当时毛泽东住在杨家岭北侧的半山坡上，此处东边是吴玉章老人的窑洞。吴老窑洞的东侧是一条小山沟，山沟之东是王明的住处；东山坡下边的沟里就是统战部；东山坡的西边是博古、任弼时、张闻天、王首道等首长的窑洞；东山坡的北边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在杨家岭的沟口，住着十几户百姓，都是政治可靠的基本群众。
汽车在一个窑洞门口停下来，大家下车后都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令人迷茫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就是面对面碰破了鼻子也看不清谁是谁。那个人跟错了目标，把王明误认为毛泽东。他自投罗网地走进了王明的窑洞，警卫人员听他说话的声音不对头，走近一看是个生人，于是引起了警惕。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个警卫员问。
“找点吃的。”那人顺口而答。
“喔，你还没有吃饭？”
“哦？吃过了，是找住的地方。”
警卫员感到这个人很可笑，更可疑。于是王明的副官找来王来音，问是不是主席那边的人。
王来音走近一看，摇摇头：“不认识这个人。”
“马上搜！”警卫战士三下五除二扒掉他的棉衣，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尖尖的匕首。匕首有半尺来长，在灯光下闪着雪亮的寒光。
原来是个刺客。这可把警卫员吓坏了，气愤之余，他们不由分说地把他揍了一顿，以解心头之恨。
“好家伙，竟然坐到毛主席的车里来了，你想叫我们的脑袋搬家呀！”一个警卫战士气哼哼地说。
那个人像一只垂死的兔子，两眼发直，哆哆嗦嗦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站起来，你是哪儿的？”王明的副官厉声问道。
“是抗大的，在抗大上学。”那人从地上爬起来，战战兢兢地说。
“是抗大的学生，那我问你，谁是你的老师，你的同学是谁，快说！”
那人嘟哝着嘴，说不出来。副官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究竟是什么人，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我是蓝衣社的，不，不，是CC的。”那人面呈土色，像锄钩一样耷拉着脑袋，语无伦次地乱说一通。
“把他捆起来给我狠狠地揍，看他说不说。”
几个警卫员一拥而上，很快把他捆绑起来，正要往树杈上吊，那人求饶了：“我说，我说，我说实话，我有罪，我是军统派来的。”
“你的任务是什么？”
“专门暗杀中共要员。”
“谁是你的上级，你的同伙是谁？”
“我没有上级，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干完了就回去领赏。”
审了一夜，警卫战士累得够呛，也把刺客打得够呛。后来大家把他绑在门口的一棵树上，就像一把墩布挂在柱子上似的，等天亮后押送往看守所，交给公安部门处理。
这件事没有向毛泽东报告，王来音只跟叶子龙说了。因为叶子龙是毛泽东身边的机要科长，负责保卫工作，专管毛泽东的警卫员。
尽管没有发生像“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样的恶性案件，但毛泽东和王明的警卫员都受到了严厉批评，说他们麻痹大意，工作马虎，在中央领导身边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简直是笑话。其实，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才避免了一次恶性刺杀事件的发生。从那时起，中央下达命令，毛泽东的汽车不许捎带任何人，当然毛泽东的警卫员除外。
深入虎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和平并没有到来。当人们脸上喜悦的泪水还未擦干，内战的阴影便笼罩着中国的大地。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像心比天高的“齐天大圣”要下山“摘桃子”了。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日本投降后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吞并解放区。
由于蒋介石的一半以上军队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都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于是由美国出面搭桥，苏联旁侧督促，蒋介石便假惺惺地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于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企图以所谓的“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诱饵，让共产党交出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
蒋介石认定毛泽东这位被多次悬赏索要头颅的“匪酋”不敢应邀来渝，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个诬蔑共产党不顾大局、不讲团结、不要和平的口实。
毛泽东早已洞察到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之后，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气贯长虹的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主动权。”同时肯定地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去重庆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身上。既然是谈判，自然要作出一定的让步，但必须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妥协。”
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遇难外，对来使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杀头，那就由少奇同志来代替我吧！”
为了国家的和平大计，毛泽东决定走出一着险棋。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为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决定偕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赴重庆。
蒋介石邀请近二十年未曾晤面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不过是想捞一点政治资本，没想到弄巧成拙，毛泽东果真要来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就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这一消息的当天，苦不堪言的蒋介石只好第四次致电延安，对毛泽东来渝表示“至为欣慰”，将派张治中将军“乘专机来延迎驾”。
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采取的这一方针政策十分英明正确，表示衷心拥护。但也有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深入虎穴深为担忧，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安危的重大问题。张学良到南京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被扣押于汤山，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这些勾当人们都还记忆犹新，这次他主动邀请毛泽东不知是安的什么心，会不会又是一次“鸿门宴”？
在延安的一些同志议论纷纷：“蒋介石一边积极准备内战，一边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肯定是一个大阴谋！”有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和部队领导得知消息后，急忙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能去，不要去，去不得，去了凶多吉少。就连重庆的一些民主人士也给毛泽东写信暗示：“重庆气候不好，易患感冒……”
“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毛泽东估计翻脸不认人的蒋介石这回不敢翻脸，他会安全返回延安的。
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天。延安的天空特别晴朗，宝塔山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雄伟。延安党政军机关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起得特别早，他们都想到机场欢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
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在机场停稳，车门打开，机场上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今天，毛泽东与往日不同，身着新做的布制服，头戴深灰的盔式帽，脚穿黑色的牛皮鞋，整个装束像出门做客一样，更引起人们一种惜别之情。
毛泽东跟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握手道别。当朱德与毛泽东的两双大手紧紧相握并有力地摇动时，这位不信上帝的共产党人却在默默祈祷：朱毛朱毛，朱德安在，苍天保佑，请让毛泽东安全归来。
毛泽东的眼里充满着无限关切与鼓舞之情，他望着所有送行的人，然后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着停在前面的一架草绿色的C-47运输机走去。他稳重地一步一步登上舷梯，走到舱口稍作停顿，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脚下这块养育着中国革命的圣地，慢慢地摘下头上的帽子，用力地挥动着。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飞机起飞后，坐在单人舱里的毛泽东感觉头昏脑胀，但他还是抑制住身体的不适，叫警卫员转告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个圈儿，他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飞机爬到一定高度径直向西南飞去，很快飞出了高低不平的黄土地。毛泽东一边看着窗下绿葱葱的棋盘一般的水田，一边问卫士齐吉树：“这次我们去重庆，你怕不怕？”
“不怕！”齐吉树的冀南乡音很重。
“对，不怕！过去关云长赴鸿门宴只带周仓一个人，我有你们这么多人，不用害怕。”毛泽东从窗外收回目光，“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很成功，那咱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压坐大牢甚至杀头，这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大，要有思想准备哟！”
毛泽东接着说：“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我们不怕，我们有一百二十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只要他们多打胜仗，咱们就有希望很快回到延安来。”
重庆的夏天热浪滚滚，整座城市被淹没在知了的无休止的喧闹声中。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安全降落，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缓缓走下飞机。
在乔冠华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机场欢迎的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参政会的代表、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一一握手答礼。
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后，他一边向挥舞着帽子、手帕、小旗子的人群招手致意，一边向一辆黑色的防弹汽车走去。
毛泽东一坐进汽车，就用带有陕北口音的湖南话问：“文白兄，住在什么地方呀？”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张治中答道：“委员长专嘱，让您住在条件最好的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
毛泽东不高兴了，神情严肃地说：“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住在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里呢？随便换个地方，总不会比延安差吧！”
张治中思忖了一会儿，试探着问：“那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条件差点，不知可不可以？”
毛泽东摇了摇头，不无幽默地说：“你是国民党的政治部长，政治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任性的，我在延安就跟你打过招呼了，到了重庆后国民党的车子我不坐，国民党的房子我不住。所以呀，我还是去住我们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改日再去另处歇息，你看如何？”
“不行，不行！”张治中急忙摆手道，“你们那个地方太偏僻，路也不好走，而且周围的环境也不好，如果润之先生不嫌弃，可以到上清寺我的桂园去住。”
“既然文白先生如此隆情厚意，那我毛泽东只好领情了。只是给先生家小带来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毛泽东微笑着说。
毛泽东住进桂园后，张治中对警卫工作做了周密安排。他派自己的贴身警卫唐建贵选调一个手枪排负责毛泽东的保卫任务，此手枪排排长以及配给毛泽东的联络参谋、副官全是张治中自家亲戚。张治中对毛泽东身边的这些人员强调再三：毛先生的安全胜过我十倍。
晚上八点多钟，蒋介石在林园别墅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并带着随从早早地在一号楼门口迎接。这是中国两个最大政党的领袖，也是两个宿敌在经过近二十年的较量之后再一次握手重逢。
宴会结束后，由于蒋介石再三挽留，毛泽东下榻于林园二号楼，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三号楼。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感慨地说：“现在是真的走进虎穴了，不知能不能弄点虎子回去！”接着就问他的三个卫士，“在老虎身边睡觉，你们怕不怕？”
不等卫士回答，毛泽东又接着说：“我觉得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既然人家如此‘热情’款待，我们不妨就住上一两夜，以后还是要回红岩村去住的。”
正说着，突然进来一个人，冷冰冰地说：“你们三人出去，把毛先生留在这里。”
忠诚、勇敢、机灵的齐吉树反应敏捷，早已掏枪在手，根本不理睬他们。
刀光剑影，杀气冲天，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正僵持不下，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们不出去，人家可能不敢进来。你们还是出去吧，我毛泽东不会有事的。”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七八个人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中国两大对立阵营的首领——蒋介石与毛泽东坐在一起了。蒋介石曾多次对他的侍从强调过“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今朝“风流人物”毛泽东却执意要证明，中国的天空对这两个“太阳”会作出正确选择的。
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见约半小时。这短暂的半小时，对全神戒备、惴惴不安的卫士来说实在是太长了，他们的心就像被腌进了咸菜缸时刻紧缩着，可又仿佛赤手空拳毫无办法。蒋介石离去后，一脸紧张的卫士迅速回到屋里。
毛泽东微笑着说：“我与蒋介石十九年没见面了，这就是他所谓的拜访，不必大惊小怪。”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这里是国统区，他们的人那么多，军队那么多，而我只有你们三个人，他们却害怕。如果换三名国民党高官到延安，会是什么情形呢？”
八月三十日，举世瞩目的国共和谈在山洞林园正式拉开了帷幕。会议室里有红地毯、长条桌，桌上铺着白色花纹台布，室内正中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幅照片。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官员早已站在门口，其中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人。后面站着几位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穿着挂满金牌、肩章、勋章的礼服，一个个神乎其神，傲气十足。
毛泽东等一行款款步入，其中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他们神态自若，胸有成竹。
待双方握手寒暄各坐一方后，蒋介石摆着官架子用浓重的浙江话说：“……我们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指挥下，对于全国，齐心抗战，并没有发生内战。”
毛泽东机智而尖锐地反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实际，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又以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交锋为依据，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国民党代表显得很尴尬，但仍狡辩着。共产党方面理直气壮，句句用事实驳回。会谈如同两军对垒，一直处于短兵相接的争论之中。
毛泽东自知能够制胜蒋介石，表情镇静，语气温和。他慢慢抬起手，斯文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可以将‘和平建国’的方案拿出来，我们一条一条地商量，你们意见如何？”
因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更没有思想准备，顿时坐立不安，神色紧张。然而他毕竟是政坛老手，善于应变，仍故作镇静，尽管他心尖痛得出血，但脸上依然笑眯眯的。
毛泽东面对乌云笼罩的时局，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他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斗争艺术。
八月三十一日早晨，毛泽东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人，然后搬进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
夜晚，红岩村的四周漆黑一团，但灯光下有人影移动，那是国民党的军警、密探和特务在活动。他们秘密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严密监视出入办事处的所有人员，只要上司一声令下，这些流氓恶棍就敢闯进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毛泽东在红岩村复信路透社记者，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国共谈判的前途问题。毛泽东明确讲道：我对谈判有充分的信心。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阴谋，毛泽东的方针也是明确的，那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对上党战役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实施，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人，俘虏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击毙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
政治上的被动，军事上的失败，迫使国民党代表不得不于十月十日在曾家岩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发表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其中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泽东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做法感到费解。
毛泽东解释道：“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国民党现在是右派掌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左派虽然赞同与我们合作，但他们手中无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在与民主人士的接触中，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
毛泽东诙谐地说：“国共两党的矛盾是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与蒋介石见面谈判九次。在谈判桌上，两位对手进行智力和韧劲的较量；谈判桌外，风波迭起，险象环生，正义与邪恶也在角斗。
在毛泽东赴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授意国民党军事机关印发《剿匪手本》，用诸如“赤匪不灭，军人之羞”等法西斯信条，加紧在他的军队中实施反共和内战的动员。
在毛泽东下榻的桂园对面，就住着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这位现代中国的希姆莱，统领着一大帮如狼似虎的特务。毛泽东来重庆后，桂园墙外骤然出现了许多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和手捧碗盆的“乞丐”，这些乔装打扮的便衣特务每时每刻监视着所谓“匪首”毛泽东的行踪。
虽然蒋介石和戴笠不会愚蠢到对毛泽东公然行刺的地步，但意外的“事端”却是极易制造的。有一天，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大学去演讲，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作了周密部署。果然不出所料，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会场出现了骚乱，由于跟随毛泽东的卫士高度警觉，加上左派学生声势浩大，特务们才未敢轻举妄动。
越到谈判后期特务活动就越猖獗，重庆不少民主人士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关切，都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周恩来敦促蒋介石提前签署协定，并安排毛泽东尽快撤退。张治中大义凛然，主动提出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确保毛泽东往返安全。
在回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作为蒋介石的客人去看京剧。正当毛泽东与大家一起为演员的精彩表演热烈鼓掌时，有人递上来一张纸条，周恩来打开一看脸色骤变，原来是毛泽东的车子被国民党兵袭击了，年仅三十五岁、外貌酷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饮弹身亡。
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半，毛泽东顺利飞返延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心实意，毛泽东的大智大勇，这次谈判取得了很大成功，使得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争取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向斯大林求医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正像毛泽东告诫全党“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那样，国民党就开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了。在此关键时刻，为民族解放事业日理万机、操劳过度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病倒了。
由于生活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太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他有时头晕目眩，手脚痉挛，不能成眠；有时高烧不退，冷汗不止，用湿毛巾敷头，仍无济于事。
在此期间,身体虚弱的毛泽东还遭遇一次煤气中毒。据保健医生任玉洪说，毛泽东那次煤气中毒是相当危险的，幸亏发现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天晚上，警卫员孙振法烧好洗澡水就去请毛泽东洗澡，可是坐在办公桌前带病工作的毛泽东好像被椅子粘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孙振法叫了好几次，毛泽东总是说不着急等一等，可是烧好的热水不等人呀!
饭凉了可以再热一热，一大桶洗澡水热一遍得用去多少柴火，再说也需要时间呀!为了等毛泽东洗澡，孙振法一直没敢撤火，就这样连续不断地细火烧着。夜里毛泽东去厕所，第一次看见警卫员在烧火，没吭声。第二次出来时微微蹙了一下眉，等到第三次，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指着孙振法说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些柴火打来多不容易，白白烧掉实在可惜。
但是，警卫员又有什么办法呢？催急了怕影响毛泽东办公；如果等毛泽东办完公再洗澡，热水恐怕早就凉了，真是左右为难。没办法，只能细火地烧着！
在天快亮的时候，毛泽东终于做完了手头的工作。他伸了一下懒腰，做了一个深呼吸，走出办公室准备洗澡。孙振法一边往炉灶里添柴加火，一边把门窗关得严严的，以免毛泽东洗澡时受风着凉。
水温正合适，不一会儿毛泽东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身体也感到轻松了许多。洗着洗着，毛泽东感到头部有点昏沉，像喝醉了酒一般，四肢也仿佛不听使唤，但大脑还算清醒。他赶紧叫孙振法扶他出去，上炕后把枕头取下，放低头部，平身而卧。
听说毛泽东身体不舒服，江青像长了飞毛腿火速跑来。她用手摸了摸毛泽东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感觉不发烧，只是脸色苍白，浑身乏力，便吩咐警卫员赶快去请医生。
保健医生任玉洪和中央卫生部长傅连璋跑步赶到。他们首先为毛泽东把脉，接着测体温，然后翻了翻毛泽东的眼皮，又问了问工作、饮食和洗澡的情况，最后确诊为煤气中毒。
医生马上打开门窗，窑洞里进入了冷飕飕的新鲜空气。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想说话了，脸色也比刚才好看多了，但头还是晕，并伴随一点恶心。医生让毛泽东喝点水，然后静卧休息。半小时后，身体基本恢复到正常。
这件事给大家一个深刻的教训，警卫员们也由此明白了一个常识：屋里的新鲜空气不够、木炭烧不尽就容易产生煤气。而煤气中毒并非一般小事，能危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因此，他们以后再给毛泽东生火取暖、烧水洗澡时都格外小心，以免再次发生类似可怕的事件。
煤气中毒因发现及时没有酿成大祸，但毛泽东的身体却一直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重，体质越来越差。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经全部撤离，留守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璋、金茂岳和黄树则几个人，他们先后都给毛泽东看过病，但谁也没能根除他的病痛，毛泽东仍旧浑身没劲，夜不安眠。
在无可奈何之下，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提议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是了解的，可是在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后，阿洛夫大夫同苏联情报组的人员回国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去了。
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师哲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毛泽东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苏方回电很快，称从电报上他们的医学专家无法诊断毛泽东的病情，很难提出医疗方案或建议，因此关于毛泽东的保健问题还得另想办法。于是建议：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来延安为毛泽东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师哲拿着苏联的复电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并征询是否同意苏联派医生来延安。毛泽东告诉师哲：“可以给斯大林回电，请他们派医生来延安，任弼时同志的身体情况也不好，也需要治疗。”
但过了大约两小时，毛泽东又叫师哲暂时不要给苏方发电，等一等再说。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毛泽东不悦：“发得太快了，你这样着急干什么？”
师哲心里想，治病救人本来就是个急事嘛，更何况是给主席看病。但他嘴上却说：“我是个急性子，老毛病了，一时改不了。”
毛泽东瞅了师哲一眼，感到事已至此，发出去的电波如同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也就没再说什么。
江青一般是闲来无事，如果她出了场只要说上一两句话，来上一两个举动，就会闹出不小的动静。毛泽东生病的时候，江青到处指手画脚，把本来工作就很繁忙的师哲拨弄得像个陀螺不停地团团转。
江青颐指气使地要师哲找个清静幽雅的地方，让毛泽东摆脱繁杂的工作去休养。师哲找到安塞真武洞，但那里条件太差，不合适。接着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那里条件不错，周围环境也好，而且房子都空着，于是就毛泽东安排在这个疗养所休息。
在柳树店的一个多星期里，毛泽东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稍微好了些，就想出去走动走动，搞一搞调查研究。他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的群众几乎访问一遍，完全掌握了周围的情况。
几天之后，毛泽东觉得这里也不是理想的休息之地，因为它离机关太远了，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耳目闭塞的像个聋哑人。毛泽东天天都在思考着重大问题，面对蒋介石的疯狂进攻，我们的部队能否打得赢守得住？
师哲每天来看他时，他都要询问一些问题，哪个部队来了电报，哪个部队驻在哪里，了解得很细。而师哲往往连部队的番号都搞不清楚，这些问题不是他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心神不定的毛泽东再也呆不下去了，提出搬到离机关近一点的王家坪桃林去住。
王家坪的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靠近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毛泽东就在桃林暂时安居下来，请黄树则同志负责他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由于缺医少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毛泽东的身体仍不见好转。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苏方来电说，他们拟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岸英。毛泽东听说大儿子要从苏联回来，十分欣喜，好像病已去了一半。他告诉师哲：“到时提醒我一下，我也要到机场去接他们。”
毛岸英，谱名毛远仁，曾用名杨永福，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南长沙。曾与母亲一起坐过牢，母亲牺牲后和弟弟流浪街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一九三六年上海的地下党找到弟兄俩以后，被送往国外，后来转到莫斯科。毛岸英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苏联派来的两名医生除原来的苏军将级外科医生阿洛夫外，另一名是来自苏联地方上的内科专家，叫米尔尼柯夫，因其名字太长且绕嘴，大家简称他为“米大夫”。阿洛夫掌管一部电台，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工作。这位懂点政治的外科专家由于职务较高，与苏联红军情报系统又有关系，因此毛泽东时常找他聊天。
故地重游的阿洛夫对延安很熟悉，飞机刚一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到了高高耸立于嘉岭山上的宝塔，并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机场的跑道走向。
飞机在延安上空兜了个圈子，然后平缓的俯冲下降。突然机身一阵颠簸，随后发出咯咯噔噔的响动，窗外出现飞掠而过的坡地、树木和房屋，飞机安全着陆了。
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毛岸英，兴高采烈地从飞机上走下来。五岁时离开毛泽东的毛岸英对父亲已没有多少印象，他一眼看见站在舷梯下的那个身材魁梧的人就是他从画像上认识的毛主席——他的父亲时，便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爸爸，爸爸！”
站在凛冽寒风中的毛泽东大步迎上来，紧紧抱住阔别了十八年的亲生骨肉，悲喜之情油然而生。他拍拍毛岸英的肩膀,上下打量了一下说：“你长得这么高了！”
毛岸英以苏联式的奔放热情紧紧搂住日思夜想的父亲，一声连一声地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您呀！”
听着儿子亲切的呼唤，毛泽东的眼睛潮湿了。
接着，毛泽东同来宾一一握手，请他们上车去王家坪休息。
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苏联医生、机组人员，当然还有他的长子毛岸英。宴后，他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还有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
阿洛夫、米大夫被安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后排的房子里，那里既有工作间，又有接待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毛泽东的医护工作。从那时起，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当然，这不只是因为有了专门的医生护理，或服用了最新出产的特效药，更重要的还是久别之子毛岸英回到了他的身边，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岸英随母亲杨开慧回到长沙板仓老家，从此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过亲人。现在，父子久别重逢，又获岸青消息，兴致极高的毛泽东赶紧给还在苏联的二儿子写信：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毛泽东的身体经两位苏联大夫认真、全面地检查以后，认为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大病。感到身体不适那是因为操劳过度、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只要好好休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使精神尽可能松弛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他们向工作人员建议不要让毛泽东过多地操心具体工作,暂时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最好不管。
这时，站在一旁的江青神秘兮兮地说：“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这事只有我知道。”
阿洛夫大夫不同意江青的说法：“可以肯定，毛主席绝无中毒现象，因为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月之后才发作。”
两位洋大夫还劝毛泽东多动腿，少动脑，常到远郊野外去活动，最好能在树林里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毛泽东在一些老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延安南郊的二十里铺，这里有一片绿汪汪的丛林，风景美如江南。他徜徉于充满生机和动感的绿树花草之间，一刻不停地在寻古觅踪。这里有不少古墓，残碑断碣或立于墓前，或躺在地上，像在诉说悠远沧桑的故事。他把周围的碑文都一一看过之后，深有体会地说：“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后来大概是因为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
中午，在和煦的阳光下，毛泽东和大家一块聚餐。官不分大小，年不分老少，人不分男女，大家围坐一圈，有说有笑，清水素食，吃得很开心。毛泽东吃得很少，他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品味着，眼睛不停地向四周观望，好像在欣赏风光，又好像在放飞遐想。
忽然，毛泽东发现大路西边有一所学校，于是起身就去那里参观。他对师哲说：“快来看，你的乡亲——司马迁的弟子在这里，你们认识一下吧！”
不错，该校有位教师家住韩城西南塬上，他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师哲说：“主席，鲁迅师范的学生一半以上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师范’”。
“以前我也遇到过几个小学教师，都是你们韩城人。”
这次春游，毛泽东走了不少路，有一点疲劳，但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尽欢而归。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日渐好转，体质基本恢复到正常。
毛泽东发觉苏联医生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心里甚感不安，于是对医生说：“有时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各单位多走走，多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单位，顺便也给各负责同志看看病、查查体。中国人说的‘乐善好施’、‘妙手回春’、‘手到病除’都是褒奖你们医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只给我一个人看病。”
米大夫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毛泽东有钢铁一般的意志、超越凡人的毅力、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强硬如铁的手腕，对大小事情都严肃认真，一抓到底，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事，都休想骗过他的眼睛。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无尽的昏迷过后，时宇猛地从床上起身。想要看最新章节内容，请下载爱阅小说app，无广告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内容。网站已经不更新最新章节内容，已经爱阅小说APP更新最新章节内容。
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
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这是哪？
随后，时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
一个单人宿舍？
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
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
带着疑惑，时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
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外貌很帅。
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爱阅小说app，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
之前的自己，是一位二十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
而现在，这相貌怎么看都只是高中生的年纪……
这个变化，让时宇发愣很久。
千万别告诉他，手术很成功……
身体、面貌都变了，这根本不是手术不手术的问题了，而是仙术。
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穿越了？
除了床头那摆放位置明显风水不好的镜子，时宇还在旁边发现了三本书。
时宇拿起一看，书名瞬间让他沉默。
《新手饲养员必备育兽手册》
《宠兽产后的护理》
《异种族兽耳娘评鉴指南》
时宇：？？？
前两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最后一本你是怎么回事？
“咳。”
时宇目光一肃，伸出手来，不过很快手臂一僵。
就在他想翻开第三本书，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他的大脑猛地一阵刺痛，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冰原市。
宠兽饲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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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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