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巡访途中

　　毛泽东空中遇险后，便改为乘火车出行。他最后一次乘专列南巡充满着传奇色彩：为了篡党夺权，林彪及其死党制定了“武装政变”的政治刚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妄图置毛泽东于死地。南巡路上风云诡谲，现象环生……历史到了关键时刻，犹如箭在弦、弹上膛。

　　秦皇岛外斗恶浪

　　星移斗转，年复一年，很快到了一九五四年。

　　这年夏天，毛泽东带上两大箱子书和他那用惯了的旧行李，来到北戴河海滨避暑疗养。其实，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可能静下心来休息，他几乎每天都要批阅文件，思考问题，召开会议，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工作之余，除“东临碣石读遗篇”外，就是到大海里畅游一番。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他认为游泳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也能磨砺意志。所以越是有大风大浪他越要去游泳，还说人类就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

　　毛泽东喜欢游泳始于少年。儿时的水中嬉戏，使属性小龙的毛泽东与游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一生乐此不疲。游泳不仅给他的少年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同时也使他瘦弱的身体变得结实起来。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约几个同学到湘江岸边散步。看到暴雨后的江水大涨、旋涡滚滚的水面，他高兴极了，急忙脱下衣衫，活动活动筋骨，就要下水。

　　“水太大，今天别游了。”有位同学说。

　　“此话差矣，难得遇到这样的江水。在这样的水里游泳才过瘾呢！”毛泽东不听劝告。

　　随着扑通一声响动，毛泽东跳进了波浪翻滚的江水里，并奋力向彼岸游去。同学们被他的勇敢精神所鼓舞，也都纷纷壮起胆子，追游而去。

　　同学们游累了，一个个都上了岸。而毛泽东游兴尚浓，连游两个来回之后，又向对岸游去。这时有位同学大声呼喊：“润之，快上来！我们该回去了。”

　　毛泽东回答：“你们等一会儿，我再游一趟！”

　　回游时，毛泽东被浪头冲压得渐失搏力，身体开始下沉。他伸手去抓漂流而来的木棍，却被迎头一个巨浪压了下去，时隐时现地被冲向江心激流。他想呼救，一张嘴灌进了水，被呛得喊不出声来。

　　“润之落水了，快救人呀……”一个姓陈的同学发现情况不对，边喊边向毛泽东游去。

　　小陈用力把毛泽东托出水面，向江边推移。闻讯赶来的老排工赶紧伸出一根长竹竿，小陈一手抓住竹竿，一手拉着毛泽东。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终于把毛泽东拖上了岸。

　　毛泽东平躺在树阴底下，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呼吸微弱。

　　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他们立即施行紧急救护。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吐出几口黄水，渐渐睁开了眼睛，脸上泛出了笑容。

　　“大风大浪任尔搏，小河沟里翻了船，江水无情啊！我这次大难不死，多亏了各位朋友。”毛泽东轻声慢语地说。

　　“润之，还游不游？”一位同学跟毛泽东开起了玩笑。

　　“游！明天再来游。”毛泽东的倔劲儿一下子把同学们给逗乐了。

　　北戴河位于秦皇岛市区西南隅，濒临白浪滔天的渤海。海岸沙滩平整，沙子细软；海潮平稳，海水含盐量高、浮力大，是理想的海水浴场。这里气候宜人，因受湿润的海风和凉爽的陆风影响，四季温差不大，冬暖夏凉，十分惬意。加上地近京畿，中央机关在此开辟了不少疗养度假场所。

　　在海滩上有一座华丽宽敞的楼宇，掩映在绿树与碧海之间，这就是毛泽东的临时住处。这一年，毛泽东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于往年，他几乎每天下海一泳，一直坚持到九月秋凉。

　　刚到北戴河的那天下午，毛泽东精神很好。他放下手里的文件，举起双手伸了一下懒腰，就对工作人员说：“走，观潮落去！”

　　毛泽东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绸衬衫，下身穿一条肥大的裤子，脚穿一双棕色皮鞋，鞋底很厚，每走一步都显得稳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

　　一望无际的大海敞开它宽阔无私的胸怀，在吸引着嗜水成癖的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在海里游过泳呢！看到波浪汹涌、涛声如雷的海面，他心情激动不已，脸上流露一种要征服潮水的欲望。毛泽东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然后看了一眼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问：“你们害怕吗?”

　　面对滔天的滚滚浊浪，战士们异口同声：“不害怕！”

　　毛泽东说：“我要游水。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我们跟主席游泳，我们都不回去。”战士们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

　　毛泽东走进迎面扑来的海水，身子往前一倾，就一起一伏地往大海深处游去。他时而被狂涛掩盖，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等十几个警卫战士围在他的前后左右。茫茫大海，水深浪猛，大家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意想不到的闪失。

　　毛泽东是游泳能手，水性好、游技高、耐力强。他在浪尖上一边与洪涛搏斗，一边鼓励大家：“你们放下心，沉住气，不要慌张，大海正在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扑进浩瀚的大海，搏击涌来的浪头，品尝涩咸的海水，毛泽东体验着完全不同于击水江湖的感受。他自由自在地在风浪中畅游，时间好像长了翅膀，两个钟头一晃而过。

　　朱仲丽见毛泽东向岸边游来，高兴地迎上前去问候，并劝说：“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这样冒险了。”

　　“你们不要说什么冒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毛泽东认真地讲道，“这取决于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挑战。我是说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能去盲目地冒险。”

　　毛泽东领略了在海里畅游的乐趣，一连几天乐此不疲，有时竟游到夕阳西下还不上来。看到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掉进海里、海水被霞光烧红后的情景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看看海上日出的壮观。于是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人员就在曙色的朦胧中出发了。当他们快要爬到山顶时，突然有人大声喝问：“口令！”接着哗啦一声枪栓响，子弹顶进了枪膛。

　　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爬山，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毛泽东听到有人拦驾，便自觉地驻足“待命”。机灵的卫士赶紧以身遮护毛泽东，警卫人员也迅速冲到前面。

　　原来喊口令的是当地驻军的两名海防哨兵。那哨兵再次厉声喝问：“干什么的？口令！”

　　“公安局的，把枪收回去！”警卫战士张木奇大声说，“有几位首长要看日出，请你们把枪收回去，听见了没有……”

　　哨兵验名证身后这才收枪放行。心情颇佳的毛泽东并不因为这场意外干扰而扫兴，他举起高倍望远镜不停地向东方泛白的天际望去，胸膛随着大海的节奏一起一伏。当太阳从海底露出半个脸来并冉冉上升时，他还情不自禁地吟诵了曹操的《观沧海》。

　　毛泽东的工作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他游泳也是不分时候的。九月中旬，北戴河气候骤变，老天爷不知疲倦地一连刮了几天大风，下了几天大雨，隆隆的涛声如闷雷似的一阵接一阵地从海上传来。

　　一天上午，毛泽东临窗凝望着滚滚怒翻的云水，忽然心思一动要去游泳。他往身后看了一眼，便悄悄地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了个眼色，示意要他一块去海边。

　　毛泽东的举动不啻一声雷响，立刻惊动了所有的随行人员，并招致众口一词的强烈反对。

　　“主席，今天不能游，天气预报说上午有雷阵雨。风大浪高，游泳很危险。”在卫士们的坚决阻拦下，把毛泽东这一危险的要求给“顶”了回去。

　　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卫士们多次领教过，深知其底。但卫士们一旦横下心来抱成铁板一块，使毛泽东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了。不过毛泽东内心不服：“哪能一点风险都没有，坐在家里，飞机还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可能塌了呢！”

　　毛泽东扫兴地看了看窗外，果然天空暗下来了，刹时一道闪光，接着一声霹雳，雨水如同倾盆一般喷洒大地，大海就像被传说中的龙王搅动那样不停地翻腾着，怒吼着。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黑暗的天空渐渐变白，风小了，雨也停了。吃罢午饭，毛泽东一放下碗筷，就吩咐卫士们准备游泳。

　　卫士们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依然表示反对：“不行，主席，今天不能去。”

　　“雨停了，为什么不能去?”毛泽东反驳着。

　　“水太凉，水温还不到二十度，腿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你们要是怕冷，你们可以不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

　　“那才好啊，正好乘风破浪！”

　　“今天是顶风，几个年轻人试了几次，都被海浪打回来了，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卫士长李银桥一把扯住毛泽东：“不行！主席，你不能去，浪确实太大，贝壳全被冲到岸边了，又硬又尖，要扎伤脚的。”

　　毛泽东把手一甩，气冲冲地说：“我从小就打赤脚，怕扎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就你娇气。”

　　“我还没说完呢，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年纪大了，摔一跤受不了，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

　　“他摔跤了我也一定要摔跤呀?你既然这么说，我今天还就非去不可！”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越说危险他越要试一试。

　　毛泽东甩开李银桥，倔强地大步出门，又一次表现了他那与生俱来的不宁静和争强好胜、藐视一切的意志力。

　　卫士们都慌了，虽然他们准备了一套又一套“挡驾”的方案，但均未成功，看来这次毛泽东是非游不可了。于是卫士们跑步来到海边，急忙脱掉衣服，赶在毛泽东的前面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不会游泳的周恩来听说毛泽东要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游泳，不禁大吃一惊。周恩来本想利用这次来北戴河的机会，在运动员和卫士的辅导下学习游泳。不知是因为他胳膊受伤不方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下海学习了几次却最终没有学会游泳，只好遗憾地作罢。

　　正在下棋的朱德听说毛泽东要下水也慌了神，扔下残局就往外跑。他和周恩来一边追向毛泽东，一边使劲急呼：“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这时，毛泽东已到海边，只见大海翻卷着一米多高的白浪，咆哮着一次次扑打海岸，一次比一次凶猛，涛声震耳，令人惊心动魄。

　　卫士们拥到毛泽东身边，手挽着手，身贴着身，像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一样勇往直前，一起冲向洪波百丈、银山万叠的茫茫大海。

　　海上除了毛泽东与几名卫士外，见不到一个渔民。这些渔民在大雨到来之前都纷纷摇橹上岸了，对于大风大浪，他们想躲都还怕来不及呢！

　　毛泽东和卫士们刚踩上湿沙，那长列的浪涛就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沿着沙坡急冲，顷刻间就没了他们的膝盖，然后又飞快地退回，好像在与卫士们逗着玩。

　　他们开始赶浪，想趁大浪没来之前冲进大海。可是刚冲出几步，又一列海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凶猛地砸了过来，李银桥急忙从身后扶住毛泽东，但已无济于事。卫士们和毛泽东都被大浪毫不留情地打了回来，一下子冲走四五米远，横七竖八地歪倒在沙滩上。

　　四五个卫士爬起来迅速扑向毛泽东，几乎同时把毛泽东扶起来。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冒险，他看看大海，像小孩子做游戏一般开心地笑了：“嘿嘿！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好对手。”

　　涛声像炮声隆隆，潮水如万马奔腾。毛泽东和卫士们向海浪发起了一次次冲锋，但都一次次被海浪推回到沙滩上。这时，被浪涛激怒了的毛泽东向卫士们大声吼道：“这点浪比刘戡的四个半旅还难闯吗?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另外组织人！”

　　卫士们被毛泽东这几句话刺激得热血沸腾，于是从沙滩上迅速爬起来，集合到毛泽东周围，组成两道人墙，横下一条心向大海冲去。机智勇敢的卫士们终于闯过四排长浪，跃入了波浪翻腾的大海之中。

　　毛泽东和卫士们在汹涌的波涛中尽情地搏击着，他们一会儿脸朝蓝天，一会儿面对大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好像天是倒挂着的海，海是倒悬着的天。

　　毛泽东对卫士们说：“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棉花套里了，保险得很呢！”

　　正说着话，他被突然而至的海浪冲到一个卫士身上，这个卫士正要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两人打开好几米远。

　　在恶浪排空的大海里，毛泽东和卫士们在波峰浪谷中忽隐忽现，耳朵里灌满了凶恶凄惨的声音，时而隆隆，时而嘶嘶。卫士们在同凶涛恶浪搏斗的同时，心里总是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一直奋不顾身地朝毛泽东靠拢，拿着救生圈的卫士更是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在大海中，毛泽东则相当自在安详。他一边随波起伏着，一边对卫士们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边，不会被拖进海里回不来！你们还年轻，要敢于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岸上的人们一个个都被惊呆了，朱德手搭凉棚向海里张望，周恩来不停地向毛泽东招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由担心变为观赏，又由观赏变为赞叹，只见毛泽东似浪里白条，随波起伏，任情遨游。

　　不知游了多长时间，毛泽东才尽兴而返。站在岸上一直观看毛泽东在海里“闲庭信步”的同志们见毛泽东向岸边游来，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朱德走近毛泽东，钦佩地说：“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摆了摆手：“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

　　大家看到毛泽东身上被海水刮出的一道道血痕，都关切地说：“快上来，快把主席拉上来!”

　　“痛快，痛快，今天游得真痛快！”毛泽东一边用毛巾拍打着身上的水，一边感慨地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他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征服了!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朱德笑眯眯地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周恩来一副严肃的神态。

　　听到大家的赞美，毛泽东粲然一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看着毛泽东那居高临下的固执，周恩来故作生气地问：“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回来。”

　　“我一个心思斗恶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得见你们在叫!”毛泽东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

　　这次游泳使毛泽东非常兴奋和满足。从此，他再也不愿在小池子里游泳了，喜欢上了白浪滔天的大海，后来又喜欢上了巨浪翻滚的长江，他还期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游一游密西西比河呢！

　　专机失踪了四十分钟

　　体验了在大海里游泳乐趣的毛泽东，现在又实现了畅游长江的心愿。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他准备结束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活动，将于下午乘专机返回北京。就在这一天，潜伏在广州的国民党特务梁平向台湾情报部门密报了毛泽东在广州视察的具体情况。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获得的消息太晚了，毛泽东早已飞离广州。

　　毛泽东是五月三日离开北京的，在广州住了近一个月，于五月三十日由广州飞到长沙，次日又从长沙飞到武汉，一路顺风，平安而行。

　　在武汉郊区王家墩宽敞、平坦的停机坪上，并排停列着三架苏制里—2运输机：第一架是观察气象的探路飞机，第二架8205号飞机是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乘坐第三架飞机。这三架军用飞机航速每小时为二百四十公里，每架飞机设有十四个座位。

　　从晨星闪烁天未破晓，机组和地勤人员就在飞机旁边忙活开了。他们有的在检修机器，有的在查看仪表，有的在翻阅资料，一个个全神贯注，汗流满面。当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他们已试飞完毕，擦净机身，蓄势待发。

　　“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南巡，坐的又是空军的飞机，我们的任务才完成一半，一定要善始善终，把毛主席安全地送回北京城。”这是机组人员共同的心愿。

　　此时，飞行员柳昆尚的脑际浮现出一个月前离开北京时的情景，刘亚楼下达飞行命令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威严：“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机组人员的光荣……”

　　站在刘亚楼面前的不过只有六个人，但这位新中国的空军司令员情绪激昂，嗓音洪亮，似乎面对的是即将出征杀奔疆场的千军万马。

　　“中央领导曾考虑请毛主席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来我们中国的天上飞，可是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了：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但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非常重大，你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本事，尽最大的力量，用最强的责任心，保证完成好这次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刘亚楼略作停顿，看了一下大家和大家身后的飞机，接着说：“现在，飞机是好的，天气也不错。我唯一的担心是你们——怕你们心情过于激动，精神过于紧张，造成一些疏漏。当然，我还是充分信任你们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柳昆尚的回忆被轰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打断。

　　“来了，毛主席来了！”声音不大，由于兴奋、激动、紧张，有些颤抖。然而站在不同位置，面向不同方向的人都听清楚了，所有视线都聚焦在渐渐近来的那辆吉姆车身上。不用号令，不用提醒，所有在场的人本能地在舷梯前迅速站成一列横队，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吉姆车在机翼外侧缓缓停下，卫士长李银桥先从小车的前门跳出，跑步到车身的另一侧，拉开车后门，一只脚落了地，毛泽东从车上下来了。紧接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等也都从自己的车子上下来了。

　　毛泽东身着一套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他身材魁梧，步履稳健，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两只眼睛熠熠闪亮，炯炯有神。

　　毛泽东下车后仰头环视一下飞机，然后来到早已站成一行的机组队列前面，笑容可掬地同大家一边握手，一边问候。

　　“保驾的来啦！”毛泽东拉着何廷一的手，笑着说。

　　何廷一是福建长汀人，十三岁时参加红四军，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驱日寇、打老蒋，历尽千辛万苦。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不久前刘亚楼曾向毛泽东介绍说：“主席，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同志，以后您的专机就由他负责。”所以，毛泽东一见到何廷一就开起了玩笑。

　　“主席，飞机经过试飞，情况良好，航线上一路晴空，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请主席登机吧！”

　　毛泽东向舷梯走去，陪同毛泽东的杨尚昆、罗瑞卿、叶子龙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跟在后边上了飞机。

　　解放初期，我空军装备相当落后，苏制里-2，美制C-46、C-47已属先进机型。为方便中央首长外出视察，空军把苏制里-2飞机改装成了功能相对齐全的专用飞机。

　　其实，我国的专机并不“专”，与国外的专机截然不同，如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除特殊情况外，政府其他首脑一律不能享用。而我国无论是周恩来总理还是毛泽东主席，都无固定飞机供他们个人专用，仅有的两架有专机功能的飞机，哪位首长需要便成为哪位首长的专机。但毛泽东需要乘机时，一般都选用8205号里-2飞机。

　　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特有的俭朴、节约等优秀品质的毛泽东，对能够乘坐这样的飞机已经相当满意。他上了飞机后，在门口稍作停顿，用目光将舱内简陋的设备扫视一遍，脸上露出了十分满足的神情。然后迈步走到特意为他架设的木板床前，从容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李银桥放下背上的一个圆形帆布旅行袋，从中掏出已经被洗得起了毛的床单、枕巾、毛巾被、睡衣等。有人说，毛泽东有“恋旧”的习惯，喜欢用自己用惯了的东西，这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历来厌恶奢华，提倡俭朴，不经他同意没人敢扔掉他的一件旧衣服，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他买一件新衣服，买来准要挨批。

　　摊在床上的毛泽东的旧卧具，与原来铺好的那套新卧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全国人民尊敬、爱戴的伟大领袖，不仅没有一样绫罗绸缎、高级用品，就是这样的粗纺棉布也被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

　　毛泽东不仅穿戴简单，在饮食方面也很随便。每餐二三两米饭、三四个小菜，而且以素为主。红辣椒、红烧肉、红（酱）豆腐、红葡萄酒是他喜爱的食品。夜间工作，烤两个芋头，冲一杯麦片粥，便是他的夜宵。

　　毛泽东坐在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硬板床上，左手夹着香烟，右手端着一本线装书，脑子里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烟灰已结得老长老长。

　　突然，毛泽东抬起头来，放下书本，身子朝后一靠，漫不经心地伸出两条腿，露出了打上补丁的线袜，然后将大手一挥，如同指挥员下达作战命令：“我们飞吧！”

　　机组人员按规定程序又仔细做了一遍检查，确认一切完好无误后，机长才柔和地加满油门，飞机在强烈的轰鸣声中缓缓调头，滑向跑道，速度随着油门的加大而不断提高，机头渐渐仰起，机身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地面，像一枝离弦之箭直插云霄。

　　毛泽东向窗外望去，湛蓝的天空偶尔出现几朵白云，像棉絮，像雪团。透过云缝俯瞰，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河流、道路、农田，犹如一副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的一个个巨大窗格。

　　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时，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飞机调转机头向正北方向飞去，这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当飞机升至二千米改为平飞后，领航员到后舱向罗瑞卿报告飞行情况：“一切正常。”

　　“可不能麻痹大意，后面的路还很长，要随时观察天气的变化，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就在刚刚“报告平安”之后，在大家认为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偏偏出了问题。

　　飞机飞临河北衡水上空时，只见前方乌云密布，如同战场上的硝烟密密匝匝地压在航线上，抬头望不到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不慎闯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它掀个底朝天。

　　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四千米，谁能知道一眼望不到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从云下飞行？也不行，又有谁能知道云底高度有多少呢！

　　时间刻不容缓，飞机离滚滚而来的雷雨云越来越近，再不采取安全可行靠的应急措施，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驾驶舱成了作战指挥中心，机长的脑门上冒出了一层汗珠。经过一阵抓耳挠腮的分析研究，最后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雷雨云。

　　机长当机立断，马上指示飞行员临时改变航线，向正东沧州机场方向飞行，再由沧州转向正北，经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往北京西郊机场。

　　飞机开始不停地颠簸，忽忽悠悠的比坐拖拉机还要难受。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向窗外黑压压的云层望去。李银桥怕毛泽东受不了颠簸，便贴在他耳边说：“主席，您躺下休息一下吧，要不，吃点水果。”

　　“没得关系！你没有体会到坐摇篮的味道吧？”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笑话来。由于分散了注意力，忘记了飞机的颠簸，也就不觉得难受了。

　　服务员郭桂卿前来送茶水，毛泽东得知她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时便问道：“红色空中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毛泽东在“空中小姐”前冠加“红色”二字，以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郭桂卿对毛泽东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荣幸，于是嫣然一笑回答道：“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呢！”

　　由于过分激动，含羞带笑的郭桂卿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有几个小孩啦？”毛泽东呷上一口茶。

　　“我还没结婚呢！”

　　“哦，没结婚就没有小孩，那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郭桂卿鼓起饱满多汁的樱桃小嘴，羞涩地低下了脑袋。

　　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叶子龙、何廷一、李银桥笑得神采飞扬，空中小姐们笑得花枝乱颤，毛泽东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性格，越是面临危险他越冷静，有时还要幽默几句。他一生中无数次遇险，总能转危为安，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当雷雨交加、风起云涌，气流横行肆无忌惮地摔打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照样读他的线装书。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其实，毛泽东自投身革命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他胆略非凡，力量超群。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大风大浪，还是对待人世间的大风大浪，毛泽东的态度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谁也无法抵挡的英雄气概奋勇前进。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但机组人员并不慌乱。那时，只要主席的专机活动，全国都要禁空让道，就像“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因此不必担心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各司其责，沉着应战。飞机位置十分清楚，驾驶员始终掌握着飞行的主动权。

　　空中撞机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始终无法排除。由于飞机油箱里的燃料有限，飞机绕道不能太远，在空中的时间不能拖延太长。因此，飞机几乎是擦着云边儿飞行。

　　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系统失灵，飞机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苏制里-2飞机上只配备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把平时使用的四瓦功率电台换成备用的一百五十瓦大功率电台，仍无济于事。直到飞机临近北京西郊机场上空，地面已能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机组人员才勉强收到塔台的呼叫和着陆的指示。

　　飞机超过预定时间仍未出现在北京上空，这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四十分钟，又因绕飞延误了降落的时间，这四十分钟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都如坐针毡，备受煎熬。毛主席的专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方，这可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刘亚楼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机场上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刚见面时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互相问候，谈天说地，有的还悠闲地开起几句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们茫然无助地等待着，沉默、担忧、焦急，机场上气氛令人窒息，空气好像被凝固了似的。他们之中有的不停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方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走动……人人心急如焚，个个惊恐不安。

　　突然，从东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马达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随着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大家脸上紧张的表情也越来越放松，机场上又恢复了起初的喧闹声。

　　机轮刚擦地皮，坐镇塔台指挥的刘亚楼便疾步奔向停机坪，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就站在刚被打开的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嚷道：“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一直在为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刘亚楼转过头来又冲着飞行员大发雷霆：“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你裤腰上啦……”听不出是喜是忧，“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飞机不？”

　　“颠他几下？用颠几下的办法岂能吓退毛主席！”大家正在琢磨着刘亚楼那句莫名其妙的话，担任地面指挥的飞行大队长蔡演威又吓了大家一跳。

　　“你们可救了我一命。”声音沙哑的蔡演威哭丧着脸，像吃了一包回形针满肚子委屈。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站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地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就是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上，我就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要是真的把我毙了，我可就成了冤死鬼啦！”

　　蔡演威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吓得大家后脊梁直冒冷汗，随后又感到有趣可笑。

　　几分钟前，指挥塔台是战场，是前线，是大家关注的中心。谁都揪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为飞机，为飞机上的毛主席，同时也是为着自己。此时大家好像悟到了刘亚楼那句话的含义，是啊，颠他几下，吓唬吓唬，免得你毛泽东还要坐飞机，司令员还得为你担惊受怕。所幸的是毛泽东化险为夷，大家虚惊一场。

　　毛泽东这次空中遇险，为以后禁止他乘坐飞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最终失去了乘坐飞机的权利，有关部门决定毛泽东外出时一般不允许坐飞机，改乘火车。

　　南宁之夜难安宁

　　一九五七年年底，从苏联回国的毛泽东在北京稍事休息后，便带着“赶英超美”的豪情开始南巡。新年过后，他飞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准备在那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住进明园饭店的红楼。那是一栋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曾多次接待过越南主席胡志明。红楼的周围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加上省委领导的精心布置，更显得幽雅清馨。毛泽东很满意这里的环境和主人的细心周到：原来的沙发床被撤走了，换上了他睡惯了的宽大结实的木板床；房间改建了，两间并成一间，更显得宽敞高大，光线充足。

　　此刻，毛泽东正以他习惯的方式在房间里度着步子，大脑不停地思索着大会的主题。不久前周恩来总理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建议，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之前，是否讨论一下今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毛泽东同意了，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开会的通知。

　　虽然会议的事项已有安排，但毛泽东仍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一年来的国内外形势和这次外出的所见所闻，使他既兴奋又不满，兴奋的是国际环境有所缓和，国内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趋高涨；不满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为什么总要压制这个积极性呢？

　　心情沉闷的毛泽东顺手推开一扇窗户，他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一下南方景色。邕江像一条银链横于窗前，碎银点点的江水磁石般吸引着毛泽东的视线。多年来，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养成了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与天斗，其乐无穷”是他的信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游泳就是他与天斗养成的一种嗜好。

　　到南宁的第二天，已届六十五岁高龄的毛泽东收住他那脱缰奔腾的千思万绪，突然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在邕江游一次冬泳。这可吓坏了当地领导，副省长覃应机赶忙劝阻：“主席患感冒，最好今天不要去了。”

　　“不要紧，就是要以毒攻毒嘛！”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逻辑表达了他的坚决。

　　“主席，水温十七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十七度半还凉吗？很暖了。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游。”毛泽东不但没改主意，反而鼓动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这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天气比以往冷得多，南宁街头的人们都穿上了毛衣。毛泽东神采奕奕，在当地领导的前仆后拥下，从六角亭旁的崎岖小路健步来到洋巷码头游泳场。毛泽东向守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后，一步而跃登上停在江边的小汽艇更衣。

　　小汽艇慢慢掉转船头，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江心。身穿泳装的毛泽东站在船头不停地向四周观望，欣赏着雨后薄雾笼罩的邕江景色。

　　几分钟后，从岸边划过来几只小船，毛泽东急不可待地跨上其中一只，他手里拿着自己常用的旧毛巾，沾着江水擦抹一下胸部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张木奇皱着眉头问。

　　“不冷，不冷！”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扶着舢板的边缘，用力一推，扑通一声潜入水底去了。

　　几秒钟过去了，正当大家紧张不安地盯着江心时，毛泽东挥动双臂跃出了水面。这时，陪同毛泽东的广西领导和七八个专业运动员也纷纷跳入江中，宛如众星拱月簇拥在毛泽东周围。

　　毛泽东在江里，时而蛙泳，时而侧泳。他在滚滚的激流中踩水，好像金色的擎天柱一般。有时又面向蓝天，手脚不动，像一只小舢板仰卧于江面长达两三分钟，身子随着滚滚的江水悠然自得地向前漂移。

　　毛泽东畅游正酣，站在汽船上的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便以提醒的方式劝道：“主席，已游了二十分钟啦！”

　　“再游十分钟吧！”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含笑而答。

　　就这样，毛泽东越游越兴奋，在寒冷的江水里坚持游了三十多分钟，一直游到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一千多米。后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才恋恋不舍地上船休息。

　　江面上风吹浪起，波光粼粼。小汽艇拖着长长的“鱼尾”很快驶回岸边。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有人小声问道：“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乐呵呵地回答：“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说完扭过头来轻声问李银桥，“带酒来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接待客人，每餐几两糙米或二米饭，两三样咸中带辣的菜就行了。所以毛泽东这次外出，卫士们自然想不到准备酒。

　　李银桥知道刚从水里出来的毛泽东感到冷，只是嘴上不肯承认罢了。他很快想出一个办法，叫工作人员去取热毛巾，为毛泽东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拢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在拧热毛巾就连忙摆手表示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身上被冷风吹起了鸡皮疙瘩，便不由分说地大动作为他擦身。毛泽东朝他笑笑没再吭声，但看得出脸上露出了感激之情。

　　一月十日，游兴未尽的毛泽东再次跃入邕江。下午两点多钟，江面上寒风嗖嗖，波浪滚滚。毛泽东游过水深流急的母猪湾，仍不愿意上船休息，继续向津头渡口游去。

　　毛泽东上岸后披上一件毛巾浴衣，笑容可掬地向有群众的地方走去。他来到广西军区三○三医院的后门，站在大树底下聊天的休养员一看是毛泽东，便激动地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回响在邕江两岸。

　　这时，从医院又涌出三四十个休养员和白衣战士，他们犹如葵花向阳围绕在毛泽东身旁欢呼着跳跃着。一个高个子休养员大声说：“我们要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排队，排队！”只听唰的一声，休养员和白衣战士立刻自动地排成一列长队，站在伟大领袖的身旁，一个劲地欢呼鼓掌。

　　转眼间，刚下班的工人赶来了，在田间劳动的农民赶来了，渡江的旅客也赶来了，岸边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在人山人海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似乎再次感受到深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像沸水蒸腾一般的热情。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再也不能压制人民的积极性了，意志坚强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作出了最后抉择。

　　一月十二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会议室里群星闪烁，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领导正当盛年，都是经历了几十年严酷战争和对敌斗争的考验，是牺牲了两千万烈士之后的幸存者，确实个个出类拔萃，人人性格鲜明，都有一段光辉灿烂的人生历史。

　　这次为期十二天的会议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讨论“二五”计划和本年度计划草案的，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就急风暴雨般地提出了要反“反冒进”。他带着坚定的信念、激昂的斗志和复杂的心情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在毛泽东看来，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他说“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在明园饭店的会议厅里，毛泽东的火气正旺，词严色厉。

　　由于毛泽东接连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致使南宁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严肃和沉闷。“散会”声一响，大家的脚底仿佛都装上了马达，急急忙忙地直朝门外冲去。大家紧张得很，甚至有的人睡不着觉。以往会议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生活时常安排一些娱乐活动，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就连舞厅也很少有人光顾。

　　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赞赏，视之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说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问：“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还是第一次。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能像小学生一样诚恳虚心地接受，而且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总结教训，查找原因，很少有抵触情绪，更没有不服气的现象。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望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时候，军事斗争就受挫折，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都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能领错路呢！

　　经历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有着二十二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熟悉阶级斗争的规律，善于领兵打仗。以阶级斗争、打仗的方法来解决旧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是无往不胜的。事实上，他是用枪杆子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巨变、国内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促使了毛泽东改变“八大”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经基本结束”的看法。当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经济建设问题时，就很自然地把“反冒进”同“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联系在一起了，既然是阶级矛盾，就要用阶级斗争来处理，就要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

　　“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提出了这样一个“不断革命”的理论。

　　事实证明，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是经济建设中“左”的急于求快、急于求成错误的思想根源，“大跃进”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

　　毛泽东通宵达旦地工作着，房间里的灯光彻夜不熄，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黎明。在这种紧张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常想起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广西人民，邕江岸边排山倒海的群众场面不时浮现在他的脑际。

　　一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泽东突然想到了长江三峡。他要召开一个会议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离红楼不远的一个会议室里灯光明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都参加了会议。

　　当听完主管水利和水电的两方负责人李锐、林一山的汇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十五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毛泽东还提醒大家，像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引起敌人注意的，绝不能遭受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的生命安全问题。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会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办事一向缜密的周恩来去管。三峡会议结束后已到凌晨一点，这时明园饭店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空军部队的雷达发现台湾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朝广西南宁飞来。

　　谁能料到，新中国成立都八年了，竟然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深入到南宁来！这着实使广西的党政军领导大惊失色，大家都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那时，台湾海峡很不平静，风来雨去，瞬息万变。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心急如焚：别是国民党特务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此时他想起了几年前曾在上海发生的“二·六轰炸”事件：

　　那是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去上海视察，临时决定在南京多住两天，不知是走漏了消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就在毛泽东准备离开南京去上海时，国民党的飞机对上海进行了轰炸……

　　何副司令员一刻也不敢怠慢，因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就叫秘书马上联系附近的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分三批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最好把它打下来。

　　警卫人员迅速拥进毛泽东的房间，让正在看书的毛泽东暂时去防空洞躲避一下。

　　“我不去。”毛泽东夹着香烟的大手由内向外一推，烟头泛起的火亮随着手势画了一个弧形，“要去你们去！”说完就像没事一样，继续看他的线装书。

　　远方传来防空警报的声音，全城突然断电熄灯，毛泽东的住处也不例外，四处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

　　张木奇打着手电筒跑进来，房间里顿时竖起一道光柱，好像要用棍子驱赶里边的人：“主席，您得出去，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鼻子，“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咱们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他声色俱厉，“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的家门口，扔到我的脚底下，它就是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这话不假。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时，国民党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他的门前，三四颗炸弹一块来，硬是没有炸着毛泽东！

　　对台湾国民党军队不时骚扰大陆，毛泽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幽默地说过：“人家来，说明他们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要欢迎呢！如果他们不来，我们还要想他哩！”

　　蜡烛点燃了，室内有了微弱的光亮，被笼罩在一团烟雾中的毛泽东不再言语，又埋头去看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楚辞》，毛泽东看得是那样聚精会神，那样津津有味，以至忘记了周围还站着几个卫士，忘记了外边的世界。

　　一月二十三日，南宁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就冒着毛毛细雨来到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群众。在群众忘情的欢呼和激动的热泪中，毛泽东接过了壮族代表献上的花环。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里在想什么？大家不知道。但大家看到了南宁会议后数月里，他仍在继续着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并以自己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领导着六亿热切希望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的人民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一穷二白不跃进行吗？十五年赶超英国不跃进行吗？国民党的飞机敢到南宁来，不跃进、不发愤、不力争上游行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抱负齐天的毛泽东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期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早日成功。

　　毛泽东离开了南宁，周恩来、刘少奇也回到了北京。南宁会议留给南宁的只有人民公园里的“毛泽东纪念堂”和邕江桥头的“冬泳亭”。然而，南宁会议反“反冒进”留给中国的却是非常深刻的惨痛教训。从此，党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像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一样迅速从中央辐射到全国各地。

　　“反毛叛乱”

　　中国人民在总结了“大跃进”的惨痛教训，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形势刚有好转时，却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政治局碰头会。他讲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最后他给“文革”定下部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叫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讲完一些重大问题后，轻松地朝沙发靠背仰去，然后侧首看了一眼坐在周恩来旁边的代总长杨成武。sＤしＣΗxＷΖ.℃ōm

　　“成武啊，到长沙、武汉去看看。”毛泽东把烟头拧死在烟灰缸里，简捷一句，“十五号可以到武汉，游水去！”

　　听说毛泽东要南巡，大家都表示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去。理由很简单，就是外边很乱，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糟，各地的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多次武斗。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外出，恐怕不安全。

　　“主席要游泳不一定非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不一样可以游泳嘛！”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副统帅林彪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的秃脑袋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两撮浓眉好像一对黑纽扣。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毛泽东认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反对。

　　周恩来说：“是不是……”

　　“就这么定了，夜里三点出发。”毛泽东将右臂提到胸前，五指岔开的大手由里向外一推，“散会！”

　　“兵马未动，书刊先行。”汪东兴首先交代卫士把毛泽东的一米见方的两大箱子书运到专列上，然后向警卫部队布置任务。他说：这是毛主席“文革”以来第一次外出，务必做好保卫工作，要有不惜流血牺牲的准备。他还特别强调要多带一些部队，枪要带够，弹要带足。

　　列车在茫茫的夜色中启动了，车轮沿着京广线向南飞快的滚动着，好像在弹唱一首单调乏味而又永无休止的进行曲；窗外不时闪烁着稀疏的灯亮，灯亮不停地移动，犹如天上坠落的流星。

　　七月十四日晚上，毛泽东的专列顺利到达武汉。站台上戒备森严，随毛泽东南下的中央警卫团已占领了车站附近的要地。毛泽东从专列上走下来，同提前飞抵武汉的周恩来亲切握手。

　　汽车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门前停下。东湖宾馆坐落于江东武昌著名的东湖风景区内，景区面积八十一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水面。这个伴湖而筑的欧式建筑，周围绿树成荫，百花吐艳，尽管市区的气温高达四十多度，但这里凉风习习，清爽无比。这里是毛泽东熟悉和喜欢的地方，一年前他曾在这里下榻过。

　　今年春天在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武汉军区作为他们打击的重点之一。中央文革小组认定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煽动群众揪斗武汉军区领导人。

　　在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挑唆下，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分成以“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为主的两大派，派性斗争日益激化，武斗规模逐步升级。全市党政机关瘫痪，厂矿企业停产，交通运输中断，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毛泽东这次来武汉视察，其主要目的并非想“再畅游一次长江”，而是要坐镇解决这里的两派纷争，因为当时武汉的形势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爆炸性了，把武汉治理好了，使其由动荡走向稳定，变大乱为大治，对全国将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两个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随行的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以及李作鹏、吴法宪，还有武汉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等地的情况汇报，会上还讨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与办法。

　　接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他们汇报的基础上，就如何稳定武汉局势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要点如下：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其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人承担。

　　——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有方向路线错误。

　　——军区要为“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

　　七月十八日夜，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中南诸侯”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身躯高大的毛泽东独自坐满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分别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接见”的架势。

　　“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毛泽东看着陈再道、钟汉华说，“自从我一月二十一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

　　陈再道对有人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难以接受，这位性格耿直的老将军在毛泽东面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问题，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在解释时，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陈再道说：“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做检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泽东听他这么一说也着急起来，忙为他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陈再道没有讲更多的客观理由，只是向毛泽东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的人能从中做些工作，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谢富治说：“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也表示了对受压造反派的慰问和支持。”

　　王力补充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但他们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谢富治和王力一起辩解。

　　毛泽东当即指示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要他们成立接待站，专门接待人民群众和群众组织的来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王力都点头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便相信他们会按主席的意见去办。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正是这些人从中作梗才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事情却费了许多周折。

　　毛泽东最后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是反革命，这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次谈话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结束。毛泽东还把陈再道、钟汉华送到大门口，并对值班的服务员笑着说：“你们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了，我是不打倒他们的。”

　　毛泽东风趣的言谈，使在场的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中央文革成员、宾馆服务员、警卫值班员，都由衷地大笑起来。陈再道乐得挣平了满脸的褶子，竟然连那著名的麻子也看不见了。大家相互握手，谈笑风生，呈现出一派和谐团结的气氛。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日里万机的周恩来准备连夜飞回北京。临走时，周恩来再一次叮嘱谢富治、王力根据拟就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尽快解决这里的两派问题。

　　但是，谢富治、王力这两位中央文革大员，对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和指示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却另搞一套。其实，他们执行的是林彪、江青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的方略。

　　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后，从机场直奔“工人总部”的一个据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接受并佩戴了该派的袖章，还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工人总部”，说军队支左是错误的，指责“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二天，处于少数派的“工人总部”用高音喇叭和宣传车，四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激起“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极大愤慨，当天深夜，携带棍棒、大刀、梭镖的“百万雄师”成员高唱着吵架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乘军车占领了武汉的机场、车站和电台等军事要地。

　　七月二十日清晨，几辆军车开进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成员如潮水一般涌入了百花一号，他们误把陈再道当作王力，上去就是一枪托，警卫人员赶紧护驾，连声说：“这是陈司令，这是陈司令！”他们方知抓错了人。经过一阵搜寻，他们终于抓住了王力，推上卡车，送到了武汉军区大院。

　　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与陈再道惨遭拳脚的百花一号相对而立，但红卫兵却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并近在咫尺。毛泽东也不知道红卫兵已经打到了他的鼻子底下，陈再道正在受皮肉之苦。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立刻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诬状。毛泽东听说独立师“哗变”，抓走中央代表，十分恼怒，当即通知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遍体鳞伤的陈再道走不了路，又要坐镇东湖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不宜离开，便让汉钟华去找王力。

　　东湖宾馆里的气氛极为紧张，到处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中央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开始在院子里修筑工事，架起了机枪，汪东兴、杨成武、谢富治等人正在紧急地研究应变措施。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当时它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被扣上“揪斗、围攻、殴打中央代表”、“武汉军区搞兵变”等可怕的帽子。外电也作为头条新闻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已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等捕风捉影的消息。

　　时刻关注毛泽东动向的周恩来，当得知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安全。他马上用红机子拨通梅岭一号的电话，当得知武汉的问题非常严重，决定带领三架飞机和百余名警卫战士亲自往武汉，解救“被围”的毛泽东。

　　林彪等人为了骗取毛泽东相信陈再道搞“反革命暴乱”，决定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集体研究起草一封信，由江青签名，派邱会作乘专机飞往武汉，向毛泽东告诬状。

　　下午二点多，毛泽东看完邱会作送来的信封上写有“亲启”字样的信，马上把杨成武和汪东兴找来，神情严肃地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杨成武问。

　　“都准备。”

　　一切都安排好了，在周恩来还未到武汉之前，毛泽东便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下，乘汽车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忠于职守的地勤人员雷打不动地站在飞机四周。开这架飞机飞行员的是后来在“九一三事件”中驾驶256号三叉戟的潘景寅。这位贫农出身的资深驾驶员飞行技术好，工作认真负责，为确保首长的安全，他在飞机旁已守护了整整一夜。

　　杨成武走过去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厉声道：“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见那些战士根本不听杨成武的，就下车朝飞机走去。

　　这时，杨成武指着毛泽东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毛主席？”那些战士看到真的是毛主席，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上飞机，机长就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作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泽东问：“我们现在往那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往东飞，去上海。”毛泽东深情地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然后闭上了眼睛。

　　到达上海后，毛泽东一直思考着“七二○事件”。在一次散步时他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杨成武紧走几步，挨近毛泽东说：“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的，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能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缓步向前走着，沉思良久：“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着您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然后若有所思，“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恩来，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和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毛泽东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说，“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显然，毛泽东要保护陈再道。

　　南巡路上险象环生

　　“文革”在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中进入一九七一年。它虽然大大超过了毛泽东设定的“三年”时间，但仍然没有“收尾”的意思，反而情况越来越复杂，问题越来越严重。

　　八月十四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专列在北京车站徐徐启动了。车里坐着七十八岁高龄的毛泽东，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周游“列国”。为了确保安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带领一百多名警卫战士，每人携带长短两枝枪，分别登上三列火车护送毛泽东南下。

　　第二天下午，专列到达江城武汉。下车后，毛泽东不顾旅途劳顿，在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先后接见了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毛泽东着重谈了去年八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点名批评了林彪和黄勇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

　　去年三月，毛泽东曾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却反对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的老婆叶群把四届人大看成是权力分配的大好时机，阴谋串联一些人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是让林彪担当此职。

　　今年一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实际上是给林彪的亲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捣烂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林彪敏锐的感觉到，毛泽东已看穿了他的险恶用意，他在毛泽东心中已经“失宠”，“和平接班”事实上已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政变纲领，代号为《571工程纪要》。

　　就在毛泽东到达武汉的同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他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这使得林彪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的问题，也担心四届人大他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武汉车站开出，沿着两条平行的铁轨继续南下。随同毛泽东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三四个人，他们就坐在毛泽东专列的会客室里。毛泽东略有所思地看着为他斟水的列车员，突然提出请她唱一曲《国际歌》。

　　这位列车上的服务员虽不是歌唱演员，可还真有两下子，只见她不慌不忙，手中的水壶还没有放下，便以她那特有的清亮嗓音由低沉转而高亢地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不顾行进中车厢的摇动，也随着悲壮的旋律一只手在茶几上轻轻地拍打着，嘴唇一张一合地跟着女列车员哼唱。只是由于列车员的嗓音太高，加之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唱出声来，毛泽东的声音不是十分清楚。

　　大家唱完这首用多种语言唱了八十多年的《国际歌》，毛泽东说：“《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和立场，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在庐山会议上，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材料，就提出了是奴隶创造世界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高亢激越、雄壮有力的歌声在车厢里回荡，竟然压倒了路轨的碰击声。

　　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照着做该有多好啊！”还说，“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教育战士，教育干部和群众，教育我们的每一个党员。”

　　八月二十八日傍晚，专列到达长沙。毛泽东顾不得像往常那样故地重游，而是一住下便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会上，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质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还得了？”

　　毛泽东言语犀利，单刀直入。说者有心，听者更有心，丁、刘二人支支吾吾，面面相觑。从他们反常的表情和回答中，毛泽东看出了情况的险恶。

　　三天后，毛泽东离开了青少年时代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专列掉头向东，朝“英雄城”南昌进发。

　　毛泽东在南昌住下后，便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他这次除了讲路线斗争之外，还指出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教育过来，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不可能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触动了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这个曾经是“林副统帅”的追随者最终杀了回马枪，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林彪死党的罪恶话动：“去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上个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后来又到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怀疑林彪可能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九月三日，毛泽东来到杭州。专列刚刚停稳，住处尚未安排，毛泽东就在列车上与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了话，其中有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毛泽东再次与他们谈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又与他们一起唱了《国际歌》，还向他们讲了那个学习讨论了大半年的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内容。

　　毛泽东在他熟悉的老地方刘庄一号楼住下之后，发现了异常情况：原来的老相识不见了，就连服务员、厨师也都是生面孔，外围警卫不再是公安厅的人，换成了穿蓝裤子的空五军战士。而毛泽东对这个掌握全省军队和治安大权的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很是厌恶。

　　毛泽东从来不说无关痛痒的话，也不做没有意义的事，他的一言一行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他以咄咄逼人的话锋向陈励耘提出各种问题：“你同吴法宪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心怀鬼胎的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南巡极为忌疑。为了掌握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时机，他们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四处窃取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八月底和九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打电话，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时派飞机接一些党政军领导人去谈话的情况一一密报叶群。

　　九月五日晚上，周宇驰从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电话里获悉广州部队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讲话。深夜十一点半，于新野又给顾同舟打电话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具体内容。次日下午，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稿，亲自驾驶“云雀”直升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向林家父子通报情况。

　　九月六日凌晨，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的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避开自己的秘书和警卫，在东湖宾馆的一个豪华套间里听取了刘丰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他当天一回到北京，就把刘丰透露的情报告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又将这一情报传给北戴河的叶群。

　　有关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犹如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乱作一团。他们认为最后的较量迫在眉睫，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林彪作出了乘毛泽东南巡之机施行暗杀行动的罪恶决定。

　　九月七日，林彪指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反革命组织）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向黄永胜作了通报，随后黄永胜又向李作鹏通报。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三张十六开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与此同时，叶群也密封了一个送给黄永胜的亲启件。

　　当晚九时许，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给黄永胜。十一时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一伙死党，策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杀害毛泽东。

　　九月九日，林立果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工字房里密谋政变的具体措施，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趁救火的混乱“上去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周宇驰问江腾蛟。

　　“桥倒是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江腾蛟又献策，“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

　　“现在来研究一下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周宇驰提议。

　　江腾蛟贼眼一翻，又出一个坏主意：“如果B—52（毛泽东）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林立果最后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准备在国庆前彻底完成。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有重用，成败在此一举。”说完，便得意地像威虎山上的“八大金刚”狂笑起来。

　　九月十日，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中国周边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的位置，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另立中央”和叛逃国外做准备。

　　长期的对敌斗争经验，使毛泽东随时都保持着异常的警觉。这时他虽已上了年纪，但对事物的预感仍不减当年。他料事如神，早有防范。然而也还是他们，包括那个陈励耘在内，由于过分嚣张露出了马脚……总之，越到后来，毛泽东了解到的可疑情况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他们也就越不信任了。尽管他这时还不知道“善用兵者隐其形”的林彪正在暗中磨刀。

　　其实，十天前毛泽东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程世清关于周宇驰等人在江西一些反常活动的报告后，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来到杭州后，他又从年轻服务员口中了解到陈励耘曾向他们布置过汇报毛泽东活动情况的任务，特别是收到一位老同志转来的口信说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说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专列“碍事”，暗示毛泽东“请速离开”。毛泽东听到后，起初还有些纳闷：这会妨碍谁呢？这些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于是，毛泽东采取了在战争环境中炼就的炉火纯青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一系列对策。九月八日午夜，他命令汪东兴立即通知把停在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专列，连夜转移到离杭州百里之外的绍兴附近的一个叉道上。毛泽东摆了一个迷魂阵，使人对他的行动计划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暂时不会离开杭州，麻痹一下对手。

　　十日中午刚过，毛泽东突然下令：“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警卫部队很快进入登车状态。由于毛泽东是突然决定，考虑到情况复杂，为应付不测，前驱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提前出动，以控制车站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三十余人随同毛泽东一起行动。

　　下午三点，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向东北方向急驶。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一手栽培提拔为接班人的林副统帅竟然要置自己于死地！历史到了关键时刻，“联合舰队”已箭在弦，弹上膛。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毛泽东的周围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泽东总得在上海停留几天。他们决定在上海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扫射毛泽东的专列；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秘带手枪趁毛泽东接见时动手。

　　九月十日下午六点，专列顺利驶进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转运站。毛泽东一改过去下车住几天的习惯，决定在车上接见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其中有马天水、王洪文等。

　　值得庆幸的是，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泽东的凶手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王维国看到自己的死对头王洪文被毛泽东召见，自以为天机泄露，死到临头，于是长叹一声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第二天上午，从南京飞到上海的许世友，被汽车直接送往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与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军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泽东让许世友和其他被召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到锦江饭店吃饭，他还向王洪文作了特别交代：“饭菜要搞得好一点，让许司令慢慢品尝一下上海菜，他爱喝酒，多让他喝几杯。咱们下午接着谈。”

　　许世友临走时，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以金属般的坚定语气明确表示：“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全体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了安排，有了准备。”

　　毛泽东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此时还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坐在车上看文件。待汪东兴送走许世友回来后，毛泽东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许世友吃完饭后，听说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知道情况不好，便乘飞机追到南京。

　　专列像一支利箭飞速地穿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硕放铁路大桥。大约在晚上六点左右，毛泽东到达南京下关，许世友在站台上迎候。

　　秘书走进房间，看到毛泽东左手夹烟，右手握笔，眉头稍稍聚拢，正在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便轻声问道：“主席，许司令在下边，他说要来看一看您。”

　　毛泽东抬起头，略微思忖：“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

　　十五分钟后，列车又启动了。只见许世友像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士直挺挺地立在站台上，向启动的列车挥手告别。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向北方平稳而有节奏地疾行，车厢里灯火辉煌，毛泽东仍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

　　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谋杀毛泽东的计划。他杀气腾腾地说：“副统帅下达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指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江腾蛟在一边煽风打气说：“我是歼七，老鲁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道：“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当林彪一伙打着如意算盘，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上海。”

　　这一消息如五雷轰顶，林立果他们顿时舌头短了，眼睛直了，身子软了。一个个被吓得瑟瑟发抖，刚才那种嚣张气焰为神色茫然所代替。

　　毛泽东的专列像一头雄狮，一路愤怒，一路嘶鸣，一路狂奔。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毛泽东身边的同志问。

　　“不停。”

　　“徐州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十二日凌晨到达济南车站，加水检修，更换机车后，继续向北急驶，跨过黄河，直奔天津。

　　专列追风赶月般的日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首都北京。快到丰台了，毛泽东从容地掐灭烟头，接着大手一挥下令在丰台停车。他按兵不动，要在车上会见北京市的四位党政军负责人。

　　“纪登奎，咱们是老朋友了！李德生，好你一个上甘岭！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啊……”毛泽东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感叹地说。他询问了北京市的情况，告诉大家“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最后他交给李德生一项特殊任务：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来南口。

　　就在这天晚上，北戴河九十六号楼里一片慌乱景象，做贼心虚的林彪当得知毛泽东的专列已安全驶进北京站，自觉阴谋全部败露，大势已去，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在九月十三日凌晨偕妻儿及其死党乘机叛逃。多行不义必自毙，结果折戟沉沙，他们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林彪、叶群的狼子野心与他们的罪恶尸首同葬于异国他乡，悲惨的结局正好契合了数年前他们相互题赠的亡命“誓言”。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无尽的昏迷过后，时宇猛地从床上起身。想要看最新章节内容，请下载爱阅小说app，无广告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内容。网站已经不更新最新章节内容，已经爱阅小说APP更新最新章节内容。

　　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

　　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这是哪？

　　随后，时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

　　一个单人宿舍？

　　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

　　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

　　带着疑惑，时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

　　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外貌很帅。

　　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爱阅小说app，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

　　之前的自己，是一位二十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

　　而现在，这相貌怎么看都只是高中生的年纪……

　　这个变化，让时宇发愣很久。

　　千万别告诉他，手术很成功……

　　身体、面貌都变了，这根本不是手术不手术的问题了，而是仙术。

　　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穿越了？

　　除了床头那摆放位置明显风水不好的镜子，时宇还在旁边发现了三本书。

　　时宇拿起一看，书名瞬间让他沉默。

　　《新手饲养员必备育兽手册》

　　《宠兽产后的护理》

　　《异种族兽耳娘评鉴指南》

　　时宇：？？？

　　前两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最后一本你是怎么回事？

　　“咳。”

　　时宇目光一肃，伸出手来，不过很快手臂一僵。

　　就在他想翻开第三本书，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他的大脑猛地一阵刺痛，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冰原市。

　　宠兽饲养基地。

　　实习宠兽饲养员。网站即将关闭，下载爱阅app为您提供大神武立金著的毛泽东遇险实录

　　御兽师？